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 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 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 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 “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 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诉、宝銮、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 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環、李鸿藻、 “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
  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 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 外……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 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这一 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 “理” “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 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
  她甚至一不做二不 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 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 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 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 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 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慈禧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 “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 “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民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 却“牝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 “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 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 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 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 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 务派领袖奕诉，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 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天津教案就是一个表 现。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 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圻，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 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