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何对待律师的问题确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非投入长期扎实的努力不可。 一 从实务中的情况看，有的法官显得非常强势，不愿意多听律师解释；有的法官在法庭上不注意听取律师的陈述和意见，或者，在感觉律师陈述和意见与自己内心认知相左时，随意打断律师发言；有的法官对律师提出的要求或请求不置可否；有的法官在法庭上当众训斥或指责律师不懂法或不熟悉业务；有的对律师的人身安全未予以足够重视或关注，对于对方当事人带有人身侮辱性的言辞不及时制止或消除；有的法官对于律师过于随意或表现得过于熟悉甚至亲热，给对方当事人合理怀疑的较大空间；有的法官不注意就一些发问行使权力，从而使对方当事人不能正面回答律师发问，致庭审调查无法深入；有的法官不情愿为律师代理行为创造条件，如刑事案件中，对于异地代理律师设置一些障碍或不愿提供相关便利，包括会见当事人、阅卷等，或者，对于律师提出的更换庭期的请求不愿意满足，等等。
二 发生上述情况，从法官的角度看，既有主观原因，亦有客观原因。从客观方面看，确实存在一些让法官很无奈的因素。首当其冲者，案多人少，法官工作负荷过重。就基层法院而言，大部分司法人员所付出的辛劳，用“不堪重负”来形容恐怕不致为过。近两年，我所在的法院查出癌症患者达六人之多，工作压力过大应是原因之一。
难案缠案增加，法院受理的案件中群体性、闹访性的案件逐年增多，法官承受过重的心理压力。我们有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圈钱者圈走了数百位受害人数千万元，并且挥霍一空。圈钱者被依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受害人认为应当把圈钱者当庭释放，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圈钱，以便把他们的钱还上。
这一要求显然不可能得到满足。为此，上百位受害人经常到法院来闹访。法院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接待他们，法官必须放下手头案件，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但收效甚微。 我曾接待过一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因为调解书中出现的两个错别字，要求法院赔偿15万元。
其根源，是她把婚姻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法官了，为此上访多年。还有些情况，也让法官头疼不已。有少数律师的职业表现不佳，一些基本的调查工作或基本思路的确立明显不到位，如有的连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也拒绝提供，要求法官外调。 职业性规范不成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法官如何行使释明权，如何公开自己的法律观点或心证结论；对于庭审中的发问，哪些必须正面回应，哪些不应由法官提出，哪些发问或回答可以由法官加以制止，哪些必须由律师提出抗议，均不十分明确。这样就很容易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引起争议。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办案效率的压力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
一些法官急于结案，往往担心律师“搅局”，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影响自己及时结案。我国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心理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神化的，不少人认为到法院打官司就应该像到自动提款机上取钱一样便捷，因而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诉讼法典上规定审判时限的国家。
迫于这种压力，我国各级法院目前对审判效率的考核普遍较为严格。基于这种压力传导，法官对一些程序上的事项极易采取简化甚至忽略的做法。其结果，内心希望律师在庭审中尽量“配合”自己，律师多说两句便会表现得不耐烦。从诉讼规律上看，司法认知尤其是对事实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同时还需要大量程序保障（如当事人应当承担证据提出义务、证人应当出庭，等等）。
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不尊重这些规律的结果，反映在具体个案中，就很容易牺牲实体公正。此外，办案效率纳入法官绩效体系以后，如果绩效标准不合理，法官就会不知不觉地压缩办案过程，这种压缩往往伴随着大量程序要素的流失。事实上，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利益带入了案件，因为绩效利益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它有可能会影响法官的晋级升迁。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官听到律师提出补充调查或延期开庭的请求时，脸色会变得那么难看。 三 上面讲到的都是一些客观原因。但这些客观原因并不能掩盖隐藏在此背后的主观原因。
答：“大人”是满族人对别人的尊称。满族人统治中国时期，老百姓称官员为”大人“，官员们也互称“大人”。我们从清朝电视剧中看到，刘墉刘大人、纪晓岚纪大人、和珅和大人，都...详情>>
答：你好： 根据你的叙述，有可能是功能性子宫出血。不必过分紧张，大多数女性随着月经周期的稳定会自发消失，如果反复出现，或者流血比较多，可以到医院就诊。如果治疗多次效...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