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难苏轼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
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
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
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
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
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
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
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
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
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
答：当然是王安石啦，在宋神宗年间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职实行变法，颁布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马法》...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