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 身不由己地陷人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轼在 官场中针锋相对。
  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不能苟同，于 是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熙宁二年（ 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 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
  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 苏轼去做开封府管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 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 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 ”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 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苏轼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朝廷，终有机会冰释前嫌。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轼“镑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人狱d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
  除其弟苏辙 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 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 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
  神 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 州。元丰三年（ 1080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 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
  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 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 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
  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 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