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列举了许多赋秋的例子,解释古人逢秋言悲的道理。
认为“节物本‘好’而人自‘惆怅’,风景因心境而改观耳。”又说“物逐情移,境由心造,苟衷肠无闷,高秋爽气遽败兴丧气哉?”并进而言之“以人当秋,则感其事更深,亦人当其事而悲秋逾甚。
”钱先生主要是从主观意识方面阐释的。
赵敏俐的《秋与中国文学的相思怀归母题》一文则表现出另一种观念,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悲秋是源于相思怀归这一母题的。
而相思怀归之情愫又是源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秋景秋事秋情,都为一“气”所化,故宋玉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气乃阴盛衰杀之气。人感秋气而衰,原是自然之理。自然意义上的天人感应,主要是通过物质性的“气”的作用来达到的。
正如《吕氏春秋》所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则宫动,鼓角则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客观自然之秋与主观人心之悲,其实也是一种“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悲秋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时代与个人经历的统一,但它根本上还是人的自然性与对象世界的自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具体说,往往就是一个处于秋季的独特主体与处于秋季的诸多自然存在之间的感应,是天人合一。
人有悲,人可以咏其悲；历史的盛衰兴亡不断循环也有悲。悲是人的基本情感之一,秋是自然界的基本季节之一,亡是历史循环的基本阶段之一,三者在功能上是相遇的、互感的。
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秋与人生、历史的同一,使古代文人坎坷不遇的命运与自然、历史、社会交织在一起。在古代文化心态中以秋为悲的思维定势,不仅以建功立业为实现生命价值、追求生命永恒的重要内容,而且包含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忧时患世的思想。
悲秋文学中的生命意识既具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短暂的生命觉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离骚》)生命价值追求中的苦闷,也包含生命忧患与社会忧患的多个层面。“我岂楚逐臣,惨怆出怨句?逢秋未免悲,直以忧国故。
”(陆游《悲秋》)。
悲秋情结是先民悲秋集体无意识积淀的结果。夏商周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以农业为主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劳动产品剩余并不多,而少数奴隶主统治者却极为暴虐贪婪,致使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严酷的剥削下,人民纷纷反抗,要“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但终究力量单薄,大批人被抓获问罪,遭杀戮之祸。
而处死犯人的时间就是秋天。《周礼·秋官司寇》把掌管刑罚的司寇称为“秋官”,可见一斑。秋天成了统治者大发淫威杀人的季节,怎不阴风惨惨,令广大劳动人民哀伤不已。再加上当时各个部族、小国为争地夺人,统治者经常发动残酷战争,互相残杀,无数人战死疆场,家园毁坏,流离失所,广大人民苦不堪言。
而战争也总是要在秋天来进行,所谓“沙场秋点兵”。《礼记·月令》上记载：“孟秋之月,用始行戮”,在“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臣以迎秋于西郊……乃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秋天,人们置身于战争的血腥、恐惧与痛苦之中,怎不黯然神伤、悲悲切切。
而且,古时繁重的徭役也是春秋两季开始征发的,而以秋天为主。《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仓”。秋天适宜征发人们去作各种徭役。统治者称人民去服役可以“春行秋返,秋行春返”,但这只不过是骗人的言语,很多去服役之人往往在秋天期满之时并未被放回,而且常常是有去无回。
不见人回,而新征徭役的秋天又开始了。秋天又成了思念、盼归、生离死别之日。思念之切,死别之痛,阻隔之恨都凝结在秋天。一秋一秋的只是无望的思念,无尽的等待。独自面对秋之凄情,怎不令人伤悲。
总之,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是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价值观念对中国文人生命意识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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