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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3 20:13:38

•   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起草的《关于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征求意见稿”)中，仅就“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合同相对人签订的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作出规定，为对行为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情况下民事合同效力问题如何处理未作出规定，且在征求意见稿中，对上述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情况下民事合同效力问题的处理有三种方案：
  方案一，“行为人通过签订合同手段实施诈骗，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定罪处罚后，对行为人与合同相对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应当区分以下情况予以认定：(一)合同相对人与行为人恶意串通的，或者合同相对人明知合同违法仍签订合同的，案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的，应当依法认定该合同无效;(二)合同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合同系受欺诈而签订，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案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且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合同相对人未提起合同变更或者撤销之诉，主张合同有效，案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方案二，“只要行为人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后，对行为人与合同相对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为无效。”
  方案三，“行为人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后，对行为人与合同相对人订立的合同不因行为人被判处刑罚而认定无效。
    但合同相对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或撤销之诉。”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涉经济犯罪合同效力的问题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那种不分具体情况，只要行为人构成犯罪即认定民事合同无效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三、涉非法集资犯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原则
  笔者认为，对于涉非法集资犯罪民间借贷、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将刑事判决的结果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唯一、绝对依据，在实践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各自职权原则。
    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在查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对其定罪量刑，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在厘清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是否支持的判决，二者职权的范围、内容、目的各有不同，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应当相互兼顾，但不能代替包办。在刑事审判中，法院无主动审查涉犯罪民事合同效力的职权，集资参与人也无申请法院认定相关合同效力的程序途径，因此，刑事审判应仅就涉犯罪民事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进行查明并在事实认定中作客观表述，不应就合同效力问题作出认定。
    集资参与人若对相关合同效力问题有异议，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当事人选择原则。集资参与人就涉非法集资犯罪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自己对诉讼请求的内容有选择权，其可以请求认定合同有效，可以请求认定合同无效，亦可以请求撤销、变更合同，法院不能依职权直接判定合同无效。
    
  第三，依据民法判断原则。集资人的非法集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不是认定相关民事合同效力的当然依据，认定一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及其他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从有效合同的三个要件来考察，一是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三是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行为当时判断原则。判断一个合同的效力，应当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表现作为判断依据，而不是以事后的状态作为认定标准。如，集资人与集资参与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时双方对款项出借均为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能以事后集资人向更多集资参与人借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认定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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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2018-04-13 2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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