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性质不同，联系在于相互影响。他认为任何法律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也会受到个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评的影响，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某种道德或正义；或一个法律制度必须依靠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或一定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的根据必须包括某种道德和正义原则。
  总之法律和道德是有联系的，但并无必然联系。哈特还对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概念做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我们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他的这种观点已然不同于奥斯丁，后者认为，实在法和理想法（或道德）必须严格分开，“法律科学研究的是实在法或严格地说的法律，而不管这种法律的好坏与否。
  ”哈特的观点与凯尔逊的观点就离得更远了，凯尔逊认为不仅要严格地划分法学和正义论（即道德或自然法学说），而且正义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回答的。
　　  同时，哈特还为奥斯丁和边沁辩护，他指出奥斯丁和边沁强调应然法与实然法之分或者是法律与道德之分，其原意并不是否认法律和道德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他们只是为了指出一下两点：第一，在没有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时，不能仅从违反道德标准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不是法律规则。
  其次，反过来，也不能仅从合乎道德要求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是一个法律规则。也就是说，区分这两种法律，有助于我们看出两种危险：一种是可能将法律及其权力溶化在人们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概念之中；另一种是将现行法律代替道德作为衡量行为的最终标准。
　　 哈特指出，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则，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结合。
  这是“法律制度的中心”，“是法律科学的关键”。接下来，他详细论述了他的法律规则体系，并论证了承认规则是法律制度的基石。另一方面，哈特在承认法律和道德无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观点，这是他的法理学向自然法靠拢的最集中的表现。
  哈特认为，人的目的是生存。“我们关心的是为继续生存进行社会安排，而不是为自杀俱乐部进行安排。”因此，根据人性以及人类生存世界的事实的明显判断，也即公理必须又某些行为规则，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中的共同因素，这些行为规则就是哈特所说的“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
  接着他就列举了对人性和人类生存世界这种事实的五个公理：
　　一。人的脆弱性。由于人类的肉体容易被攻击，人类也会攻击他人的肉体，这就是人的脆弱性。所以就需要以否定形式要求人们克制，限制使用暴力杀人或对他人施加肉体伤害。
　　二。大体上的平等。
  人们尽管在体力和智力等各方面不同，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强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相互合作还能较长时期统治别人，这一大体平等的事实就说明法律和道德两种义务的基础是一种相互克制和妥协的制度；
　　三。有限的利他主义。人既非恶魔也非天使，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者，人的利他主义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律和道德规则的控制，就不可能有社会；
　　四。
  有限的资源。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不是无限丰富，唾手可得的，这个事实说明必须要有一定的财产制度来约束人们，“在利他主义并非无限的地方，需要有一种规定自我约束的常备程序，以便创造一种对他人未来行为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以及保证进行合作所必要的可预测性”；
　　五。
  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尽管社会生活中有尊重人身财产和承诺的规则，大部分人也都能服从，但由于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的差异，有些人会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以身试法，所以，理性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强制制度中的自愿合作”。
　　 以上“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实质上仍旧是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些内容，但被哈特巧妙地揉和在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中了
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