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
　　郑成功的祖上1000多年前告别荥阳故土，辗转固始，落草闽南。
　　郑成功诞生于日本平户市，该市建有郑成功庙，其上高悬“荥阳之光”匾额。在郑氏族人的心中，“荥阳之光”是对郑成功的至高“家奖”。
郑成功的父亲为郑芝龙，受明朝朝廷招安前为一海盗首领。
  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松，明天启四年（1624年，日本宽永元年）农历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因此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七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1630年郑芝龙将他带回南安教养，因受限于日本禁止女人离境的规定，故田川氏并未随行，郑芝龙延聘儒士教育郑成功，以便争取科考功名。
  先世自光州固始县[今河南首潢州县]入闽，居漳州，再移粤之潮州，至始祖隐石公，复居泉州南安县。七岁回中国后，十五岁考中秀才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这样的乱世里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太学读书，拜当时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有四弟。唯一同母的是终身未曾离开日本的七左卫门（又名田川次郎左卫门），目前还有后人在日本。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率先到台湾开发，后到日本经商贸易，并同日本女子田川氏喜结良缘。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农历七月十四日，郑成功再日本平户千里滨海滩上一巨石下诞生，取名福松，又名森，字 明俨，号大木。
  七岁时郑成功从日本回到故乡石井。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小名一官，字甲，号飞虹(或飞黄)，福建南安县石并乡人。从小不喜读书，好舞枪弄棒，可以说是天生的土匪性格。18岁就出外闯荡。《台湾外记》卷一云：“至天启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
  ”此官就是郑芝龙，他到日本之后，娶了一日女瓮氏为妻，也就是郑成功的生母。
混在日本的郑芝龙后来又被在日一华侨首领收为义子，并因此继承了一只走私船队，成为了大款。但天性不安分的他又伙同其他走私分子筹措军火密谋造反，事情败露之后仓皇出逃。成为了横行无忌，为害东南沿海的“倭寇”，而台湾正是其老巢。
  后郑芝龙这个大盗受朝廷招安，被封了个游击将军。郑芝龙一面剿海盗，一面作生意，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不但剿灭了多路海盗，还和不光日本，外加西班牙、荷兰、葡萄牙都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因为剿匪卓有成效，一直升至福建总兵，同时还是富甲一方的巨商。可谓财源兴隆，仕途顺利。
  
按史料，郑成功是在郑芝龙逃离日本那段时间出生的，而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约为7岁，取名为森。和父亲不同，郑森走的是一条读书进士的传统文人之路。
崇帧十七年三月明亡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当时郑森21岁，正在南京太学拜名士钱益谦为师，因才华过人，胸有大志深为钱所赏识。
  既然能被以文才之名誉天下的钱老师看重，应该说郑森和乃父那种痞子不是同类人了，不过老爸的思维方式对他也有很大影响，这从以后可以看出来。
可惜当时的南明实在不成气候，除了福王，还有唐王、鲁王、潞王、靖江王等多个政权，且互不买帐，均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置大敌当前不顾，拉起山头，各以正统自居。
  结果是一个接一个灭亡。福王败亡之后，唐王朱秉键又在福州即位，是为隆武。隆武即位后，对手握重兵的郑芝龙当然即位倚重，不但封公，还加为太师。但郑芝龙心怀异志，无意抗清。隆武元年，郑芝龙引郑森晋见隆武。隆武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姓朱，改名成功。
  （《靖海志》），这样，郑森就成了朱成功，也就有了后人称谓的“郑成功”之名。
那时，郑芝龙与洪承畴早有暗中联系，所以撤走军队，放清军长驱直入直抵福州，隆武逃亡。在降与不降的问题上，父子决裂了。《台湾外记》卷二载，当芝龙召成功议降清事时，“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末可轻为转念。
  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日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郑成功的远见和野心由此可见，郑芝龙已老，胸无大志，畏惧清兵势大，意图自保。
  而读过书的郑成功则更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意在在乱世中干一番事业。
郑芝龙降清后，随即被挟北上。清兵袭击了他的老巢安平，其妻翁氏亦不免于难。《靖海志》卷一云：“芝龙既降，其家人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贝勒至安平，乱兵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
  成功大愤，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险发丧后遂起兵。”这个深仇大恨，使得郑成功从此打起反清复明旗帜，与满清成为了死敌，尽管后来双方曾经就招安多次谈判，旷日持久，但郑成功从未在气节上让步。
刚开始的时候，郑成功兵少粮缺，只游荡于厦门海域。逐渐逃散各地的郑芝龙旧部纷纷投来；明朝的宗室旧臣，亦寄恢复之望于他也纷纷投奔。
  而久实力不断壮大。并攻取厦门，拥兵五六万，声威大振，永历四年八月，并郑联、郑彩之兵，掌控东南海上抗请之领导权．且以金、厦作为基地，转战于海澄、泉州、同安、潮阳等地，屡败清朝派遣入闽之援军，南明永历朝加封其为彰国公。
当时，西有李定国，南有郑成功，一个纵横西南，一个称霸海上，二人皆为抗清柱石，李定国的作为，扭转了南明对清得战局态势，而郑成功的势力，亦令清庭束手无策，两人联手本来必可大有一番作为。
  李定国兵出云贵，大破清平南王孔有德于桂林，兵抵闽浙之际，曾经主动通函约会，要求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然而郑成功始终含糊其词，甚至毁诺不行，使得改变战局的良机屡屡错失。从永历四年到永历九年，李定国共有九次来函约郑成功出兵协助或夹击，但郑成功八次失约，毫无联手会师的诚意。
  使李定国孤掌难鸣，先胜后败，无力独自打通两广直至闽浙的路线。后来郑成功终于“命张名振、洪旭率领十二镇水师入长江，捣金陵，以乏粮而攻温州、台州，克复舟山。八月又遗黄廷等征揭阳，大败清将刘伯禄，光复潮邑，二路均于克复即回。”（《靖海志》）。但郑成功挥军北上，却非为增援李定国，而是出兵牵制清人军力，保其根据地的安全。
  
那么，郑成功这段时间在忙什么呢？在忙于和清廷议和。清廷打郑芝龙这张牌，意欲招抚郑成功，郑成功开始是拒绝，后来则是口头允诺，但要价是“必有三省方就和。”还提出军队自行管理，“不赴京，驻于闽”。又不断要求议和后辖地由—府而四府，而三省，所辖地应“比高丽，不剃头”亦“不奉东西调遣”’“不受部院节制”，拥有地方自治权。
  此等谈判自无结果，而且“成功虽云就抚，而接诏不开，衣冠如旧，且纵兵焚概侵扰延、建，情甚叵测”（《清世祖实录》），郑成功这明显意在显示无所谓议和不议和，含有挟军自重以获大利的意思，促使议和官员为其向清廷请求让步。双方就这么时谈时战，时间从永历七年到十二年，计有六次（也有七次之说），尽管清廷多次迁就，甚至默认了郑成功的部分要求，但从策略上却是达到了拖住郑成功，以便各个击破的目的。
  
清廷主要的顾虑是一旦西南与东南合师成联合之势，则非清军所能防御。因是最佳之策在招抚，利用郑芝龙与郑成功谈判，以“牢笼”郑成功，孤立李定国，分裂西南与东南联合形势，抽调全国主力军投入西南战场，夺回战略主动地位，进而除去孤立无援而所向无敌之李定国，以便于瓦解永历朝。
  郑成功并不傻，在和议刚起时就说过：“清朝亦欲结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清史稿 郑成功传》）。就是说，郑成功对和谈从来没有抱有过高的期望值，不过借此扩充实力而已。那么是郑成功短视，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吗？也不尽然。
我这里以小人之心测度，郑成功虽有反清意愿，却并无复明之志。
  暂时臣服于南明不过是有个招兵买马的招牌而已，所以郑成功无心与南明真正合作，也不可能认同李定国打通两粤，联接东南西南，扩大“革命根据地”想法，比如永历八年，李定国曾依约计划攻入粤东，郑成功正议和，为示信于清竟毁诺不援。郑成功议和所争取的也无非个人地位、领土、兵权、征粮权等权益得失而已，丝毫未曾为南明着想过。
  其一心只致力于经营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意图是在实力强大，清廷无能为力之后，迫使清廷默认自己的小政权，若南明有可能得势，也一样。其最后羽毛丰满之际将会是“南面为王”之时。所以，郑成功与南明和满清同时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曾拒绝永历朝对他的封王，对流亡投靠来的鲁王也只赡养，不予过多理会。
  其他如朱舜水、张煌言、徐敬平等反清复明义士也不重用，更有甚者，竟毒杀了鲁王手下的抗清名将张世振（这一点史家有争议，但从郑的个性看，可能性很大）。
郑成功以舟海之师，进可功，退可守，强大时可沿江直驱而上，失败了最不济也可以浮舟于海岛，可谓万无一失，“大不了下海打游击”。
  何况郑成功出身海盗之家，继承了乃父早年桀骜不逊的性格，故而行事多不顾大局，只为自己打算。史载郑成功“凡事独行独断，不与人商量”“用法严峻，果于诛杀”，“虽在亲族有罪，不少贷，凡有犯奸者必死之。”（《清史稿 郑成功传》），故有论评其尚法太严厉，这都是个性使然。
  郑成功为人高傲、刚直、易记恨，对人苛刻，致近乎专横残酷，按现代心理学，乃因“自我中心症”所致。自我中心者对人对事莫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标准，不符其观念多予以排斥。由于郑成功此种性格，导致部下多有反叛降清事件发生，最初就曾经因此使得厦门得而复失，后来名将施琅也因而得罪被逼降清，直接导致台湾被清廷收复。
  
固然和谈给予郑成功扩充实力的时间，水陆军力休整补充达百万之众，经几年的训练，半数已成精兵。然而这时南明已然势弱，郑成功虽羽毛渐成，但孤掌难鸣，坐地为王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为不至坐以待毙，于是就有了孤注一掷，一仗决生死的北伐，这也是一次海盗风格的冒险，因为此时大势已去，孤军深入的结果极可能是一败涂地。
  郑成功对此并非没有意识到，他战前曾对众将言“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靖海志》）。军事上失利后，郑成功最后一次使出求和招数，为时已晚。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清廷不会再养虎为患。
  
这时西南已平，厦金危在旦夕，就在这样的局势下，郑成功断然东征，收复台湾作为立身基地。张煌言闻成功征台，曾寄书劝阻，并指责此举“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郑成功当然不为所动，因为相对于势力和地盘，复明并不是他的志向。
和李定国这样面对危难，一心致力中兴，死而后已的真正民族英雄相比，郑成功虽无亏大节，但无视大体，一心利己，只顾个人局部利益的强豪只能算个枭雄。
  这不是贬抑，“枭雄者，占人和，点点滴滴之利益皆出己力，所以栖身择木，逐渐飞腾”（李剑宏《论枭雄》）。现在看来，无论东南还是西南的抵抗，最终均无力阻止满清一统天下的大势。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赤胆忠心，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更值得钦佩。
然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郑成功的功绩则更伟大。
  因为没有郑家盘踞台湾，清廷不会视之作眼中钉，一心收复，最终使得江山归于一统。否则，以封建帝王和正统文化之保守观念，或许今天台湾就不再属于中国的版图，而是归属另外某个国家或是一个独立国了。在这个意义上，名列入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之一员，郑成功倒是当之无愧的。
   
当世枭雄，在后世成为英雄，历史的变化就是这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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