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策内容丰富化
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的政策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市场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这一资本主义财富原理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张。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政府的以公共政策的质量为核心的公共管理能力之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政府的职能扩张相联系，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内容亦随之出现了明显的丰富化。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随着政府经济职能的膨胀，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西方国家放弃了强烈放任自由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改变了政府的传统的“守夜人”的地位，转而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介入社会经济活动。
  政府通过中央（国家）银行制度控制货币投入量、利率和汇率，通过税率、税种、关税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国家投资引导企业行为取向，如此等等，并因此成为了强大的、主动的行为主体。在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政府不仅制定经济规划、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计划等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制定用于规范企业行为的经济规制等微观经济政策，政府经济性的公共政策深深影响了企业的行为选择，促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并因此创造了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和“东亚经济模式”。
  
其次，随着政府社会职能的扩展，政府大大强化了社会公共管理权威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诸如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国民教育、公共交通、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广泛制定了大量的公共政策。这一类的政府公共政策涉及的领域之广泛、程度之深刻、规定之细致，使每一个公民从生到死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政府的影响之下。
  
第三，在人类事务等等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内容亦随着人类事务的日益增加而在日益丰富化。例如，外层空间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公海的共同开发和利用问题、人类遗传和人体研究问题、核能的和平利用问题、防止和克服种种危机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是不会完结的，关于这类问题的政府公共政策亦相应不会终止。
  
（二）政策理论和政策分析方法多元化
自公共政策发端以来，公共政策的本体理论以及与公共政策直接相关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真可谓层出不穷、丰厚广大。人们事实上已经很难对其作出详细周全、无一缺憾的概括和描述。
（三） 政策问题复杂化
可以这样认为，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特征，现代公共政策就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是因为，现代公共政策以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为诉求和行为对象，而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社会，现代社会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现代公共政策也因此相应具有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1。 政策问题具有相关性。相关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主要的政策视野之一。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因素（因子）都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任何系统都与另一些系统密不可分。因此，相互依存、互为因果构成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就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人们可以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诸多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如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相关，科技开发和整体工业水平相关，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内涵和持续发力相关等等。
  据此，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就不能只是考虑现实直接的、直观的政策后果，还必须同时考虑未来的、间接的、潜在政策影响。当然，由于认识水平和现实条件的局限性，每一项公共政策都很难同时周全地判断所有相关的政策因素。但是，问题的相关性应当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种思维定势。
  
2。 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公共政策在思维特征和行为上是一门选择科学。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征，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也随之具有了多重性。例如，抑制通货膨胀与加快经济增长都是政府的政策目标，但两者之间显然存在难以兼顾的矛盾。实践证明，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减少货币投放量，而加快经济增长正好相反。
  经济快速增长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但减少失业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而最糟糕的情况是，由于公共政策摇摆不定，有可能造成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也就是所谓“滞胀”现象。在诸如实现社会均富与激活和保持社会原始内在发展动力的关系、“大炮与黄油”等一系列公共政策问题上，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都会因为政策目标的多重性而陷入困境。
  在出现政策选择难的情况下，政策选择的首要价值标准在于兼顾与兼得，其次是判定轻重缓急。
3。 政策问题具有动态性。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静止状态是相对的，运动发展状态才是绝对的。这一规律在公共政策问题上表现为政策问题经常地、迅速地、有时可能是激烈地变动。
  发展节奏和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价值标准多元化以及动态变化性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与此相联系，现代政府的公共政策问题亦形成了较强的动态性。在这里，“政策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指政策环境或政策对象的变化，二是指政策本身包括政策制定系统的变化。在本世纪以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公共政策的环境基本上是稳定的，表现在既定的公共政策所涉及的主体、客体以及相关的政策因素在相当的时间长度内基本上是不变的。
  但在现代，尤其是当代条件下，情势已经大不相同：首先，原先设定的政策条件可能会突然发生某种变化，致使原定政策脱离实际。例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谈进程，由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突然去世而急转直下。其次，即使政府最充分地考虑到了几乎所有的政策因素，但由于未能准确地判断变化的速度，也会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实际效力。
  例如，过高或过低地估计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可能造成有关国家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偏差。第三，许多问题本身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如果估计不足，将有可能出现政策滞后。例如，如果对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估计不足，将有可能对本国的经济发展、科技开发、教育事业的推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产生灾难性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