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具有悠久的制作地图的传统，在西周初期的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里，已有为营建洛邑而绘制的选定城址图(《尚书·洛诰》)，为统治者指示“次序祭之”而绘的山川图(《诗·周颂》)，记录重大军事行动的《武王成王伐商》，表示王畿以东诸侯疆界的《东国图》(宜侯、簋铭)等等，足证在此以前必曾已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制图技术发展过程。
  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原始社会遗存里发现过地图实物，也没有在甲骨文卜辞里找到有关记载，但我们不能排除我国在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早期已有地图的可能性。 　　《周礼》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等篇所载地图品种极为繁多，有包括当时所知“天下”、“九州”的大面积图，有一遂(1万家)乃至一闾一里(25家)居住区的小地区图；内容则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地貌，有邦、国、都、鄙、乡、里等政区，有农、林、牧、矿、动植物等物产，有交通路线，或民族分布，有可以据以判决闾里争讼的土地图，有贵族和庶民的墓葬图等等。
  《管子·地图篇》所载地图精确度极高，战争时可据以审知道里远近、地形险要，决定行军路线，举措先后。《周礼》、《管子》所说到的地图有一部分可能出于作者想像，未必实有；有一部分当系二书写成时代即战国时代的实况，也是一部分很可能反映了西周、春秋时的情况。
  
自秦汉至明清，地图的制作随着时代的进程日益普及、发展。单就唐宋时代而言，当时定制，全国各府州每三年或五年都要绘制一次本州地图，和本州的版籍一起上报尚书省。唐、五代、两宋以六百年、三百州，平均每四年一造送计，即有州图共四万五千。宋咸平后又令诸路十年一上本路图，则两宋又当绘有各路地图数百。
  尚书省由兵部职方司掌管各地送到的地图，并将各地的图拼合画成一大幅“天下图”，唐五代称为“十道图”，宋改称“九域图”。除统治所及地域内的政区图外，又画有域外的“四夷图”。域内外合起来画为“华夷图”。除疆域政区图外，又有边防、屯牧、邮驿、河渠水利等特种图。
  除政府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绘制者外，又有学者私人所制作的各种地图，包括有突出成就的裴秀《禹贡地域图》、贾耽《海内华夷图》、朱思本《舆地图》等等。总之，在这2000多年中曾经制作出来的地图应以万数计，其中有名目见于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纪、传和唐宋以来类书以及诸家书目、其他记载的，则不下数百种乃至上千种。
  
中国古代的制图技术非常发达。有一个叫做裴秀的人，西晋，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 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
  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他对中国地图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现在利用卫星技术 可以瞬间将将一张卫星图制成高清晰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