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我觉得这不属于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道德约束。古人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宋史·欧阳修传》中将见义勇为当作一种优秀的品德加以肯定。进入二十世纪，见义勇为写入了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中，见义勇为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约束了。
  到目前为止，涉及到见义勇为的法规多达上百件，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专门的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见义勇为的法律化，说明在道德观念多元的今天，见义勇为仍然是国家机关极力提倡的一种行为。但是，在立法的背后，也多少隐含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见义勇为成为法律行为以后，它将引发怎样的法律关系？
    首先，见义勇为是不是公民的一种法定义务？在现行法律规范中，虽然地方立法机关提倡公民见义勇为，但是，任何一部法规都没有强制每一个公民必须见义勇为。
  相反地，在北京市颁布的一个新规定中，明确删除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见义勇为”的条目。其潜在含义是，并不鼓励未成年的中小学生见义勇为。尽管对这一修法活动有人提出了异议，但它至少说明，立法者并没有强求公民必须见义勇为。（见《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18日）对一般公民来说，见义勇为仍然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而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义务。
  
    既然政府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公民必须见义勇为，为什么还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呢？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希望通过法律规范的表达，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的“犯罪分子”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公民见义勇为后所遇到的实际难题。例如，当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身负重伤，无钱医治时，怎么办？或者，公民与歹徒搏斗，造成了残疾，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时，怎么办？各地颁布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不仅仅是褒扬见义勇为人员，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还有支持公民见义勇为，救济见义勇为伤残公民的作用。
  由此看来，各地颁布的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不是规范公民之间行为的民商法规，而是为政府设立行政义务的行政性法规。
    作为行政法，其基本的价值功能就在于，为政府评价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设置标准，为见义勇为的奖励设定范围，明确奖励的方式与数额等。
  基于这样的判断，当公民提出见义勇为的奖励申请时，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还必须为申请的审查、批准设置程序上的规则。事实上，现行的见义勇为地方性法规一般都是这样规定的。
    那么，按照地方法规，何种行为是见义勇为呢？比较各地的规定，大体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列举式，即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列举见义勇为的表现形式，凡是符合法规中见义勇为形式要件的，都可以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另一种是定义兼列举式，在法律条文中既规定了见义勇为的定义，同时还列举了见义勇为的表现形式，凡是符合列举形式的行为，都是见义勇为。问题在于，各地在制定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的时候，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作出了非常宽泛的界定，很多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这样，政府在依据地方法规对见义勇为的人员实施奖励的时候，必然面临许多难题：如果对每一个见义勇为的公民都给予奖励，政府财政无法承受，但如果有选择地给予奖励，或者在法规之外由地方政府再制定严格的标准，缩小见义勇为的奖励范围，又明显地违背了法制原则。
  所以，这些鼓励并支持公民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在操作中必然会出现纠纷。以辽宁省的规定为例，在《辽宁省奖励和保护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中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民。
  在“奖励”一章中还具体列举了予以奖励的五种行为。其中包括冒生命危险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制止各种暴力犯罪活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财产的行为；与犯罪分子搏斗，拯救他人生命或保护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主动或协助公安司法人员追捕、制服或抓获刑事犯罪分子的行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受到人身伤害的行为等。
  根据辽宁省政府颁布的实施办法，凡是在辽宁省内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的公民，都可以根据辽宁省的条例享受到见义勇为人员的各种奖励。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