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主要样式，其形式、风格带有典型的东方性。自北宋始创，历代诗话逾千部以上，且衍生出朝鲜诗话、日本诗话等，洋洋大观。然而何谓诗话，历来亦众说纷纭。古代文论史上，最早将自己关于诗歌的著作冠以诗话之名的，乃欧阳修。他在《六一诗话》（原著仅名《诗话》，后人为区别、称引方便，遂改称《六一诗话》）中，开宗明义地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基于录掌故、“资闲谈”的写作初衷，他将作品命名为诗话，可谓名实相符。“话”，最初为“善言”之意⑴，也就是吉祥美好的言语，它来自远古祭祀仪式上的祷辞。随着语言的发展，至少到了隋代，“话”字已衍生出另一个意思：故事。唐宋盛行的“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说话”的文学脚本的“话本”，也成为流行词汇。
  因此诗话，即诗之话，《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体兼说部”。就内容而言，诗话乃诗歌的故事，其方式为漫谈，体裁为随笔、小品文，目的是助兴、消遣。它不同于前人“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说”诸体，在欧公看来，这些言说诗歌的方式不是风格过于严肃，行文过于枯燥，就是体式过于拘谨，文辞不够通俗；其内容亦各有偏重，或重于品评，或标举诗例，或言说本事，或述作诗之法。
  而诗话，用郭绍虞先生的话说：“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涵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些诙谐的成分。”⑵同时宽泛的诗话之体又可兼容并蓄，熔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说、诗本事于一炉。这种包容性本身就是一种独创！《六一诗话》不仅借鉴了前人论诗之法，形式上似乎也受到六朝笔记、民间说部、佛教语录的影响，风格轻盈灵活、长短不拘、随谈漫兴、轻松自在、片言肯綮。
  而这与欧阳修所倡导的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平易通达的文风也是一致的，自欧公以文坛领袖首创，效者纷纷，人们对诗话的理解也随之不断深化。
　　北宋末年，诗话家许彦周给诗话下的定义是：“诗话者，辩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这是从诗话的内容立论，随后黄彻又增添了“辅名教”、“论当否”两条⑶。
  这时“体兼说部”“以资闲谈”的诗话已经被视为一种文学批评的专著形式了。诗话开始出现“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大流派的分野：一派以欧阳修为宗，继续沿“记事”、“闲谈”的方向发展；另一派师法钟嵘的《诗品》，内容不以记事为主，侧重于品诗论句，风格较为严肃，理论色彩浓厚，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代表。
  到了清代，在朴学大盛的氛围中，两派渐有合流的趋势，诗话由此进入鼎盛时期，诗话之体的优势，终于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方面，诗话越来越显示出开放的文体优势，没有什么不可以装进这只无边的口袋，这只包罗诗歌万象的口袋用起来也十分方便，极具活力；另一方面，诗话也成为一个容易被混淆的泛滥的能指，似乎跟诗沾边的文字都可以叫作诗话，以至于清人林昌彝认为：“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
  ”⑷何文焕辑录《历代诗话》时，将诗话兴起之前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孟?さ摹侗臼率芬彩章荚谀凇Ｋ允暗睦斫馕抟墒е恚陨险庑┗蛭俅壑妫蛭案锩亩韵螈桑蚩煽闯墒暗那吧恝剩档降拙鞘啊６彼稳钤谋嗉闹泄钤绲囊徊渴白芗妒白芄辍罚允暗慕缍ǜ涌矸骸８檬榧剂耸凹氨始切∷翟?00种，纯粹的诗话作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为偶有论及诗歌的笔记，像陶岳的《零陵总记》、毕田的《湘中故事》，都被归入诗话一类。
  
　　我认为造成这种误会的原因是，人们往往从内容来定义诗话。如《辞海》对“诗话”的解释：“评论诗歌、诗人、流派以及记录诗人议论、行事的著述。”别说《诗品》、《诗式》，这个定义连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乃至西方所有诗歌评论都包括在内了吧？诗话在内容上可以容纳一切与诗歌有关的作品，而无论专业与否、篇幅长短、记事还是评论；换言之，仅仅根据诗话“盛放”的内容来定义诗话，根本无法将它与诗品、诗式、一鳞半爪的散论以及西方文论区别开来。
  要想准确界定诗话必须从形式上来把握它的特殊性。
　　欧阳修称《诗话》为“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个不能叫定义的说法恰恰比许多诗话的定义都准确。这十一个字逗漏了诗话的两个特征，一个叫“集”，另一个叫“资闲谈”。集又有二意，一是收集，二是集子，就是说欧阳修把一则则与诗歌有关的小品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因此诗话是一部著作，而不是一篇文章、个别辞条；一鳞半爪的散论尚构不成诗话。
  同时它又是由若干互不相关的诗条组成的随笔集，而非体系严密的专著。欧阳修“集”的目的是“资闲谈”。这决定了诗话的文字，是一种通俗易懂、漫谈性质的小品，一种诗歌“八卦”或学术随笔，而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这种诗话的风度带着作者的体温和情感，与某种“专业性”保持一种融入其中又超脱其外的关系。
  如果用诗话惯用的比喻的手法，拿《文心雕龙》跟《六一诗话》比较，我们可以说，《文心雕龙》如阿房宫，深闳内美、富丽堂皇，《六一诗话》似沈园，小桥流水，情景交融；《文心雕龙》如《观沧海》，“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六一诗话》似《小石潭记》，“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文心雕龙》如御驾亲征，旌旗招展，绣带飘摇，《六一诗话》似老妇还乡，洗尽铅华，娓娓道来；《文心雕龙》如黑社会老大，城府森严，机关算尽，《六一诗话》像“死跑龙套的”⑺，业余身份，专业精神；《文心雕龙》如满汉全席，不怕你吃不好就怕你吃不了，《六一诗话》似贵州小吃，津津有味的人多没吃完打包的人少；《文心雕龙》如上网，浩如烟海，头晕脑胀，《六一诗话》似短信，言简意赅，条分缕析；《文心雕龙》如黑格尔，“体大思精”，《六一诗话》似罗兰巴特，吉光片羽；《文心雕龙》，《诗话》雕虫。
  因此我对诗话的定义是：
　　诗话是一种随笔集，由一则则以漫谈的方式撰写的评论诗歌、诗人、流派或者记录诗人言行的随笔汇编而成。
　　我认为诗话是典型的“东方文体”。它是一种诗化的文学批评，充分运用诗歌的各种手法，讲究妙悟、性灵，是对“写意”的写意。
  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序言中，对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作了区分。同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文论一样，优秀的诗话作品是一种批评文学，文质彬彬，在批评的同时强调“文学性”。诗话也是对“专业性”的超越，它逍遥于“专业性”与“业余性”之间，甚至根本不作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区分，相反相成，纵横往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恰恰是诗话立体的关键，如果一味的“资闲谈”，那是当今娱乐新闻的路数，没什么价值，如果片面强调专业性，那与《诗品》等古典诗论何异？情理事论，小大由之，这便是诗话了。诗话中的认知是温和的，不强求人接受的，绝不会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你要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我这是微言大义，你要是觉得我说的没道理，我这是闲谈。
  严羽的《沧浪诗话》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他的以禅喻诗的方法，“别材”、“别趣”、“妙悟”、“兴趣”的概念，师法盛唐的思想，影响何其深远，可他以“沧浪”为名，体现了一种你认为我这沧浪清浊、悉由尊便的豁达态度。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乃煌煌1700多条的诗人专论，极具学术价值，他却冠以“詹言”，取“大言炎炎，小言詹詹”⑻之意。
  
　　任何一种文艺理论，很难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钟嵘的可贵正在于逆潮流而动，持论高瞻，用朱东润先生的话说：“论文之士，不为时代所左右，不顾时势之利钝，与潮流相违，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钟嵘一人而已。”钟嵘反对当时工求声律的主张，认为：“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思为足矣。
  ”斥用典，是钟嵘与潮流力争的第二个方面，所谓“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之难得，在于著成体系且能独立于潮流之外。在这点上，诗话因不追求体系而较易超越潮流。它不装腔作势，不在自己的观点上大做文章，它抒真情，述真事，讲真话，偶有所得，欣然命笔，只言片语，直书胸臆，往往独具只眼，不囿于流俗成见。
  钱钟书先生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效”，又说：“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⑼。
  “只言片语”，“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效”，这就是诗话龙蛇自如、小大由之的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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