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猎鹰1949》；一个很不错的电视剧。对于楼主所述的是否有国民党勾结日本731部队搞细菌战的说法！！ 历史资料都无具体记载！！！ 本人就个人认为此事应该有可能，因为就当时的政治条件，日本投降，但又想卷土重来——成为了支持国民党采取这一措施的后盾。 国民党当时的势力与共产党相比已相差甚远，故也极可能采取这一极端手段抵制共产党势力。 至于为何历史资料无体现此类事件：则要纵观中国的潜规则了（对于家丑方面一直是能掩着掩，掩不了也要少提！！）
《猎鹰1949》39集，由张子健，梁冠华，曲栅栅主演。情节确如楼主所说：国民党潜伏特务欲利用日本731A研制的霍乱病毒在重庆市内传播，使市民们感染瘟疫造成恐慌。该部连续剧目前在网上还能收看到。关于731A的历史记载：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第731部队” 日本人以杀人为动力的疯狂行为是令世人震惊的，其杀人的方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的悲惨过程，在本文的前篇都有过血淋淋的翔实记录。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还有更惨绝人寰的杀人阴谋，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悄悄地进行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其危害人类之大，将远超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其实当这个计划还在实验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所受到的戕害，就已经更骇人听闻的了。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731”是日本一个以研究细菌、制造瘟疫来杀人的部队番号，总部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面25公里处，一个叫做“平房”的地方。1945年日本战败，这个占地36平方公里，包括150余座建筑物的“死亡工业城”被日本工兵部队在8月15日前用了3天时间夷为平地。
为了湮灭所有不可告人的罪证，最后离开平房的二千多名日本员工被迫宣誓：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二、同僚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 至今绝大多数731员工信守了他们的誓言，并将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仍有少部分日本人，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挺身而出，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过作证。
今天有关731的研究报告及文献，便是靠他们的证言和一些文字档案拼凑而成的。但这些人所知道的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真正了解、感受“731”恐怖的是3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少数的蒙古人和苏联人。只是这些受害者都在无尽的煎熬与凌迟中死去，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平房”。
“731”事件丧尽天良之处，不仅止于发生在“平房”等地的一切残忍过程，战后更因为强权介入的丑恶交易，而使整个事件被刻意地遮掩、模糊和扭曲了几十年，直到近一、二十年来，才逐渐地剥茧抽丝公诸于世。在铁证如山的报告中，我们不得不相信以下不忍卒赌的记载：为了测验人类对瓦斯浓度的承受能力，一对白俄罗斯母女被送进毒气室，医生在玻璃窗外观察她们的反应过程，直到母亲趴在孩子身上，于企图挽救的努力中痉挛、抽搐至死亡、为了研究冻疮的形成，测试者被迫光脚站在零下40℃的冰天雪地里，直到双脚敲起来锵锵作响为止。
他们也把病菌感染者和正常人同囚一室，观察、记录健康人如何感染的全部过程。活体实验是“731”一切“研究”的基本手段，由于注射麻药，会造成体内生态的变化，而影响研究结果，所以许多人是被活生生地开膛切腹的。 “731”事件牵扯的层面十分广泛，战后，美、苏、日各国对这个案子的研究与追踪的报告，可谓盈眶满颊，其中最主要的元凶是石井四郎，他是日本细菌战的原始策划者、推动者和执行者。
石井出身于日本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望族，192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在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驱使之下，投身军旅，成为一名军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1925年世界29个国家召开日内瓦会议，基于人道精神，决定废止使用瓦斯和细菌武器，但美国与日本并没有参与这一项国际公约的签署。
石井的思维模式是“既然可怕，必然管用”，于是他更醉心于这个领域的科学钻研，1927年终于拿到了帝大病理学和细菌学的博士学位。此后石井自费考察了欧美近30个国家，当他目睹了先进列强在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更坚定了发展“独门技术”的决心。回国后的石井便大力推销他的计划，并诿称西方列强无不秘密从事细菌战的研究，而细菌武器效力大，且经济省钱，最适合当时的日本国情，对日本而言，这更是“穷人的原子弹”。
不久石井得到了日本陆军部长荒木珍夫和军务局长永田的支持，在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开始小规模的研究，地点就在今天东京市新宿地区。 “九一八”以后，石井在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东北方背阴河设厂发展细菌武器之事，可以从查证史料得知正是日本陆军部正式下的命令。
在这段时间里，石井部队对外的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该单位曾经发明“石井式滤水器”，解决了日本部队的饮水问题，因此还得到过天皇的褒奖。事实上，石井终其一生努力的课题只有两个，那便是“疫”和“水”，其泯灭人性之处，在于把正面的结果留给自己，而将负面的用于他人。
1936年日本天皇拨款给石井，从此他就用这些经费展开了杀人事业。这个对外宣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单位，到1941年，正式赋有“731”部队番号时，员工已达3000人。“平房”确实称得上是一座设施完善的尖端科技工业城，这里包括了庞大的R&D机构、制造工厂以及陆空运输设备。
其担负“生产”的第四部和负责研究的第一部，其大部分人员都是来自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与助教这样的人，将这些人集中组织起来，曾进行过许多的这种重大实验。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石井以军令征召了日本国内各知名大学的优秀科学家1000余人，参与这项杀人计划。
即使如此，石井的技术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因为细菌可以致人于死命是一回事，运用细菌杀人却是另一回事。因为他必须了解哪一种细菌最有效？如何培养？怎样包装、运送、以及怎样扩散成疫，进而达到最佳的杀人效果？这一连串的问题，石井都从活体实验中“有效率”地得到了解答。
石井十分清楚，这是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称平房的“四方楼”为“秘密中的秘密”。用于活体实验的这些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人，日本人称之为“丸太”，中文发音为“马路大”。“MARUTA”意为原木，换言之，日本人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当做一块块可以任意切割的木头而已。
开始，马路大的处理是在十分机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但在1941年以后，马路大需求量激增，那时日本宪兵几乎可以任意抓人，特别是抓到的中国间谍与地下电台人员便判以特别输送的方式押解给731部队。不幸被抓的人先送到“HOGOIN”保护院，再转运到死亡工厂。
当马路大一旦进入四方楼，就表示将永远的消失了。四方楼是731一切罪行的核心地带，而731的“特别班”，更是核心的核心。即连731的一般成员也不许进入。这里的狱长是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三哥三男则负责动物的饲养。特别班的警卫几乎全是来自加茂村的同乡，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四方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731研究发展的细菌种类至少有15种以上，其生产效率之高更为惊人，当时每30个小时，就能培养出3公斤的细菌。细菌竟然能以公斤论计，确实耸人听闻。据专家统计，假若731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为害的话，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但是当时石井还不能解决装运及施放的技术问题，这就是1939年石井第一次参加“诺门坎”之役未能奏功的原因所在。
后来，石井终于研发成功陶瓷细菌弹，大致解决了细菌装载与扩散的问题，此时他已经把细菌研究的范围锁定在三种最有价值的死亡媒体上，那便是伤寒、霍乱与鼠疫。但他研制的细菌武器当时还十分简陋。所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有时候干脆将携带跳骚的老鼠直接从飞机上丢出去，以利用跳骚扩散快的特点传播疫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731”的业务发展得更为神速，除了孙吴、大连支部以及长春的“100”部队之外，在北平还有“1855”部队、南京有“1644”部队，甚至东南亚也遍布爪牙。此时的活体实验也被广泛用于训练，所以说战后日本的外科医术的精进便不无道理了。
残酷的实验显然不只限于哈尔滨的四方楼，在安达的户外实验场，为了测试瓦斯在零下20℃下是否仍然有效，“731”队员将马路大绑在木桩上，围成半径不等的圆圈，并给他们带上护具以防被炸死而失去了研究的价值，而圆圈的中心就是瓦斯的爆破点。 “731”的残忍实在难以尽述，但这只是石井的宏大计划的开始，他专心一意想以个人的才华创造奇迹，赢取战胜的光荣。
1944年塞班岛之役，石井的部队正式参战了，可是细菌还没上岸，船就被美军击沉了。除此，石井也曾空飘过200多个细菌气球到美国本土，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改进缺失，使细菌战跨过理论的门槛，落实于战场，石井于1945年在“平房”日以继夜地与时间赛跑，但就在此时正义战胜了邪恶，日本战败投降了！这是石井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但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朝枝繁春的电话却不容他迟疑：“请贵部队永久的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并请完美地将所有的证据湮灭掉”。
接到指令后的石井731部队将“马路大”用BAR—B—Q的方法烧死，将许多携带病菌的老鼠放出来，造成东北22个县的鼠疫灾区，因鼠疫死亡的人数为4万多名。同时石井电告新加坡731支部队长增田知贞：“队长，请你自杀，也把你家人杀掉，并把所有证据湮灭”。
从当时的这段电话录音资料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处理“731”事件时的惊慌与彻底。不过石井虽然下令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悄悄假道朝鲜溜回日本。由此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龌龊。战后的第二年，1946年5月同盟军在东京设立了国际法庭，提审战争中日本甲级战犯28人，但石井不在其中。
石井之所以能够脱罪，是当时太平洋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在一个比四方楼更为黑暗的交易中完成的。负责这项交易的中介人是美国细菌学博士桑多斯。虽然调查员汤普森使石井走上了法庭，但石井对自己的罪行一概否认。最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放弃调查，因为他认为“得到这份资料，比继续追查来得重要”。
确实有无辜的人送命、有日本人出钱、有石井这样的人犯罪，美国人却捡了个便宜，还有什么必要查下去？但苏联并不像美国人这样想，他们在东北也逮捕了一干战犯，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1945年12月，“731”的真相终于在伯力城连续6天的审讯中真相大白了。
当时苏联把全案结果的报告译成12国语言公诸于世。这对美国人而言，可是一件十分尴尬之事，至于石井自从拿了美国陆军部“赞助”的四万五千美元退休金之后，过上了舒适的日子，直到1959年因喉癌逝世，终年67岁。而“731”用几千条人命换来的宝贵科研资料，则被妥善的保管在美国马里兰州德崔克一个防疫中心的编号也恰为”731“的大楼里！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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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看过《猎鹰1949》，但是下面的资料可以给您借鉴： 国民党军队借日“固守衢城”把居民强制疏散之后不久，就丢下衢城撤走了。6月6日，日寇占领了城关。 敌寇入城后，设城区司令部于三桥头青年服务社，设军医院于中国农民银行(美俗坊)，设无钱电台于裕民银行(南街)。
凡车站、邮电、水陆等地均设堡垒，分驻寇兵，并装置电话线，维护据点之间的相互交通。城内各寺观庵庙所有香炉铸钟都被运走；北门钟楼上五千竹重的古铅铜钟、阜成印刷厂五、六架平板机、数万磅铅字以及电灯厂的全部机械，城区电线、电话线都被劫去。各旅馆、民家的铜床、铁床，居民门墙上的铜铁锁环，拆下后堆积于华天泰参行和忠烈庙前一带。
所有商号和居民房里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捆扎打包，用飞机和船只劫运而去。房屋、家具、电线杆、不是被烧掉，就被毁掉。据《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日的报导：“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十分之一。”又据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九日出版的第28号《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籍，尤其法院及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何止数百。
”整个城市的生命财产，遭到日寇毁灭性摧残。 驻城寇兵，并掳劫城郊与城内不及逃跑的居民、菜农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败兵数千人，强令修筑道路、桥梁、机场，撤退前又强令彻底破坏，人民受害尤深。被掳去的人，都集中在东门周家沙湾一带的所谓“难民所”里，每人发给“苦力”臂章，每日枪押绳牵，到飞机场掘地埋雷，破坏机场、抬运木头。
苦役终日服于苦役暴日之下，既饥且渴，稍不如意，就遭鞭打脚踢，有病即杀，疲困于稍停的也杀，死者不知其数。苦役潜逃，重则活埋，轻则毒打。菜农邵正昌潜逃被捉回，打下门牙一排，几次昏厥才止。一般罚以扛抬重物，以毛竹作抬杠，两端凿沿，各串铁圈，抬扛时，将铁圈套在被罚者颈上，两人前后牵累，行走困难，一人受打两人遭殃，并不予休息，直到昏厥。
被掳“苦力”每日仅发给四两砻糙米，病饿而死于“难民所”的，每日都有。死者被裸体抛在北门郊外乱坟堆中，任饿狗啃食。 日寇第二次侵占城区的时间虽只有四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但杀人放火的暴行却仍十分严重。七月五日，即日寇退出城关的六天之后，国民党衢县县长梁济康致电龙游县长说：“衢江两岸浮尸甚多，间有腐化下流的事，请出指示谕贵县民众暂勿饮用。
”当时，衢江江西上浮尸多得如放木排。 根据国民党衢县县党部的统计，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四年两次敌灾损失总数是： 一九四二年，总值一亿四千二百万元。 一九四四年，总值七百四十八万元。 三、疫病猩獗 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上午九时许，有敌机一架低空飞行，经衢州城区东门止马湾，闹市巷、和平巷、县后街、三桥街、下街、杨家巷、县学街、大公塘、上马石、井钟巷、罗汉井、柴家巷、县西街、上营街、水亭街、天皇巷、下营街出西门，往鹿鸣山古铜塔逸去。
经过地区皆投下了大量麦料、粟米、破布、麦肤、黄豆、白色粉末、传单、跳骚。跳骚有些是散播的、有些是包装的(十只一包)，当时居民即进行打扫，但不彻底。事隔十七天之后(即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即发生鼠疫。罗汉井五号投中传单的黄权一户其家属郑冬香首先得病，先胎儿早产，后死亡。
嗣后水亭街和县西街都陆续发生，至十二月底共发病二十二例，死亡二十一人。到一九四一年鼠疫流行猖獗，这年二月初，先发生在天皇巷，至五月中旬升为高峰，六月初开始下降，十月又复发至十二月止，在城区共发病256例，死亡病人约千计。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伯力海军军事法庭审判细菌战犯时证实：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犯石井将军曾率促特种部队在“华中”用飞机空投感染鼠疫杆菌的跳蚤，以致引起宁波、衢县、湖南省常德、桃源一带的鼠疫流行。
当时，国民党县卫生院、省防疫大队、省卫生防疫处、中央卫生署医防大队、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军区防疫大队等六个卫生单位曾进行所谓防治。他们采取的防治措施有：一、疫区封锁：由当地警察驻地宪兵在县学街头、新驿巷口、上营街口、天皇巷尾、下营街至美俗坊口站岗放哨，禁止出入。
又将坊门街童家巷、费家巷划为隔离圈，筑墙封锁交通。二、拆烧疫户房屋。被烧房子有叶家七间、元大森三间、德有兴五间……共二十六间，并把城区大部分房屋的天花板、地平板、明壁板拆去。三、病人隔离。当时，在西门船上、宁绍会馆、药王庙、洪山坝设立病人及其家属的隔离所。
被隔离的人都得不到药物治疗，也得不到生活照顾，规定住满七天，若病情恶化，就强迫病人自己先挖好尸穴，半死不活即被埋葬，亲人不得收殓。三桥街五魁内有两个病人被埋时，眼泪汪汪地哀求“棺材头”(土工)说：“我还活的，等我断了气再进棺材好吗？”“棺材头”摇摇头说：“只怕等会宪后来了，棺材也不让你装了。
”这样被活埋的人不计其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经国民党政府的如此胡乱“防治”，疫灾不但不能扑灭，而封锁区经常有人越界潜逃，同时，居民有病不敢报，死后偷葬。大西门蔡荣章的娘一九四一年五月死于鼠疫，为了怕封门、烧屋和隔离、活埋，蔡荣章半夜买棺材重价雇人埋葬郊外，同时将妻子与两个儿子去江山逃避。
但到第四天，逃往江山的三人也感染鼠疫病亡，蔡荣章又偷偷去江山运尸。由于隐瞒病情、搬运病尸和病人奔避的结果，疫病非但不得制止，反而日益扩散。天皇巷疫户丰宝松搬逃到鹿鸣山古铜塔即死，不久，古铜村鼠疫盛行，后来竟蔓延至双港口、樟戴、双桥、翁梅、西坑里、牌门、下蒋、太平桥、塘凌邵、丰家、钱家山、万川、航埠等十九个村。
特别是日寇两次窜扰期间，人口流动性大，竟还扩散至义乌、东阳、兰溪等县境。国民党政府和当时的防疫机构，为罅偷葬疫尸和疫病扩散，还规定过凭卫生单位证明买棺材的办法，但死户宁可不买棺材，包以草席埋葬，或任尸体烂在家中。有的病人怕活埋、或不愿暴尸，临死前躲在床下，藏在柴堆里，或锁好大门。
城区人们至下午四时就关门闭户，不敢外出，也不敢轻易谈鼠疫的事，深怕受连累，当时，真是“谈鼠色变”！ 常言道：“继兵灾必有凶年。”经日寇两次窜扰，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以及寇兵蹂躏鞭打，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再加上日寇溃退前夕的烧、杀糟蹋，当时城区，横尸满街、白骨成堆、河水凝滞、蛆虫串尸、牲畜仰面朝天、秽气熏天刺鼻。
那时饮水无源，河水、江水腥臭难闻，井里不是投入尸骨，就是粪便。吃的不是蛀米，就是臭米，吃了无不呕吐腹泻，菜缺盐、炊缺柴，只得吃淡菜冷饭充饥。因此，人们回城不久，疫病盛行，生疮、疟疾、痢疾蔓延不可遏。轻重患者达全城居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为人们体质衰弱，疾病染身就一蹶不起。
那时缺医缺药，即使有药，但是价格昂贵，一般是一元一针，好的十元一钟，非一般人所有负担。因此烂脚人，任其蛆虫乱爬，直至串洞而死，患痢疾的人有蹲着倒毙在厕所里的。有的全身肿胀，死时全身呈黑色。死后多半无力买棺材，用门板拖去埋掉。 。
答：可以把那一集再拿出来看一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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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春秋战国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改革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著名，《史记》记载，秦孝公死...
答：成功了，因为商鞅被处死，但新法并未被废止，秦朝仍然延续新法的制度，迅速强盛起来。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