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元朝是一个奇特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一些极为扭曲的历史现象。一个经济与文化非常落后的游牧民族以其?G悍的性格和铁骑，在中华大地上弯弓射大雕，横冲直撞，风卷残云般摧毁了赵宋王朝。??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龙宫鱼嘴，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蒙古大汗囊括了去。
  这，对于政治家与历史学家而言，需要总结的太多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个昏君与几个佞臣，就能断送一个好端端的王朝！ 
　　而对于其他人，特别是对绝大多数文人来说，则有着更为特殊的苦痛。他们面对异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社会地位急遽下降。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丐十儒”，文人属于第十等，比乞丐和妓女还低一二个档次。 
　　怎么办？对此，除了长长的叹息一声，更多的则是无言和有言的抗争！ 
　　谢枋得就是一例。这个生于1226年，宋理宗赵昀宝佑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同榜进士的江西弋阳人，在宋度宗赵禥时曾为考官，因拟题以大奸臣贾似道政事为问而被罢斥。
  宋恭帝赵显德佑元年（1275年）起用为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曾率兵抗元。城陷后，乃变姓名流亡建阳，以卖卜教书为生。元朝统治者迫其出仕，多次拒诏，终不得已。临行，他写诗道： 
　　云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
  义高便觉身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诗中用了伯夷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而龚胜，则是西汉末年人，王莽篡汉之后，要他做官，他不肯但又无法拒绝，便叫门人买好棺材，然后绝饮食、绝言语14天而卒。由此可知，谢枋得在出发之时，就已立下赴死的决心。
   
　　他的学生，后来写过《诗林广记》、《唐宋千家联珠诗》的蔡正孙为他送行时，和诗道： 
　　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鹃行。霜饕雪虐天终定，岁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离明坤顺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讲明。 
　　面对恩师的慷慨赴死，他的学生不仅没有阻拦，反而给予支持与鼓励。
  “此是先生素讲明”句，与其说是支持与鼓励，莫若说是激将之言，读来令人大为感叹。 
　　他的好友张叔仁也匆匆赶来了，并写诗为他送行： 
　　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证验作儒仙。人皆屈膝甘为下，公独高声骂向前。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
   
　　张叔仁赞扬谢枋得杀身成仁的决心，鼓励他留取芳名，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谓异曲同工。并说如果贪生怕死再回到家乡，那就一文钱也不值了。这就等于断了谢枋得的后路，比之蔡正孙的和诗更前进了一步。由此可知，他们这一批人对名节、气节、大节的看重，在进退出处上是一丝不苟的。
  谢枋得当然明白他们的意思，并且“甚称之”，到了元朝大都（今北京）后，果然绝食而死。如此之死，朝廷自然不可能谥他什么，于是门人私谥他“文节”，与元朝统治者对倚重的大臣死后谥“文×”等量齐观。 
　　比谢枋得小23岁，有着“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雄心壮志，“元北方两大儒”之一的刘因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他字梦吉，河北徐水人。3岁识字，6岁写诗，7岁作文，落笔惊人。因家贫教授生徒，皆有成就。又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所居为“静修”。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是年12月，宋丞相文天祥遭杀，他借口母病辞官归故里，母死后继续居丧在家。
  9年后，忽必烈再度遣使召他为官，他再次以疾辞之。他曾写有《拟古》诗：“多少白面郎，屈节慕身肥。奴颜与婢膝，附势同奔驰。吮痈与舐痔，百媚无不为。……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归。”表达了他对当时一些人不择手段、丧尽廉耻追逐名利的极度反感。 
　　他的《渡白沟》与《白沟》两首七律诗，更受到人们的推崇与传播。
  先看《渡白沟》： 
　　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冲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难投。 
　　白沟即拒马河，北宋和辽国曾有“白沟议和”，并以此为界，故又名界河。作者本自生长于斯，此诗写深秋的燕赵大地，在落日斜晖，西风萧瑟的背景下，主人公匹马单骑，冲寒踏霜，逶迤行来，末句写天涯独行，知交零落。
  诗风雄浑劲健，意境深远。读此诗，直可使人感受到燕赵英雄“慷慨悲歌”之韵味。 
　　再看《白沟》：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原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这首诗则更有意思了。
  赵普是宋初著名宰相，死后书箧中仅存半部《论语》，人们曾称赞他“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诗指出宋太祖赵匡胤曾积藏金帛谋取幽燕，可惜儿孙不能继承遗志；赵普谏阻太祖取燕，并非名相。特别是真宗赵恒澶渊亲征得胜后，反而于景德二年（1005年）与辽国在河南濮阳澶州签定的“澶渊之盟”，以辽萧太后为叔母，以辽圣宗耶律隆绪为兄弟，每年贡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结尾指出正是北宋一贯对外妥协种下了“靖康”后朝廷南渡的祸根。现在，“白沟移向江淮去”，人们多指责说是宋徽宗赵佶“宣和”年间的罪过，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同时，他还高人一等地提出了“儿孙谁是出群雄”的重大问题，即指望有英雄人物出现，来改变历史。
   
　　其实，“儿孙谁是出群雄”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关心的，在知识界考虑这个问题的人还有很多。 
　　比他小52岁的江苏无锡人、大画家倪瓒（字云林）在其写的《折桂令》词中，发出了比他更为失望的叹息： 
　　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更是月影圆缺。
  山人有，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闲，自可怡悦。到如今，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比倪瓒又小10多岁的查德卿，还真的有他心中的英雄与豪杰，他写有《蟾宫曲》： 
　　问从来谁是英雄，一个农夫，一个渔翁。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举成功。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非熊。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 
　　他认为历史上称得上英雄者有两人：一是姜子牙，二是诸葛亮。前者曾在渭河边钓鱼，后者曾在南阳躬耕，后来都成就了霸业。但这些，又能如何呢？读此曲末四句，谁都会发出又比倪瓒更为失望的叹息。
   
　　倒是公认的“元代四大家”之首、宋高宗赵构时宰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较之前边几位要高一筹。这个生于1272年的四川人，在元代官做得比较顺当，元成宗时为国子助教，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泰定帝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等职。他尽管也怀念故国，希望到江南故乡归老田园，其“京国多年情未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及“杏花春雨江南”等名句就是明证。
  但他毕竟是曾编修过《经学大典》的大学者，所以考虑问题就理智得多了。 
　　文天祥就义时，虞集才12岁。因崇拜文天祥，他后来写有七律《挽文山丞相》诗：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这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
  诗人以严整的艺术形式，发出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沉郁苍劲，感人至深。首联“南冠”即囚犯，此处指文天祥。次联说张良想恢复韩国、诸葛亮想复兴汉室都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因为故国福运已去。三联“鼎湖”，是传说中黄帝升天之处。末联说东晋时面对北方少数民族侵略，还有一些人经常集中在金陵“新亭”这个地方为失地而流泪，而现在不仅是失地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失国了。
  全诗是说，元朝取代宋朝是历史的必然，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都是事实；如要改变之，就只能是“徒把金戈挽落晖”，即用枪去拨太阳，企图留住太阳，甚至将太阳拨回，是没有任何指望的。从艺术作品本身来说，越是如此写，越能打动人。难怪陶宗仪后来在《辍耕录》中说，“读此诗而不下泪者几希。
  ” 
总之，元人经过了抗争、叹息两个阶段，最后终于回到了理智的思考问题，这是可喜的。但是，也应该承认，元代，就推动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文化而言，它根本不能与前边的汉朝、唐朝、宋朝相比，也无法和其后的明朝与清朝相提并论。在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下，汉族文人已完全失去了像宋朝那样优越的地位，这些作家即使获得一官半职或较高禄位，也并不和元统治者同德同心。
  因此在元代诗文中，很少看到对元王朝的歌功颂德，相反的是许多诗人往往在咏史、题画之类的作品中，曲折地流露出对宋朝的怀念和同情。 
　　正是因此之故，元朝仅仅存活了不到100年就寿终正寝了。唐人杜牧写有《阿房宫赋》，其末段道：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反复读之，能给我们、我们的后人，以至后人的后人以无尽的启发！ 
转自:国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