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花鼓主要分布于凤阳县燃灯、小溪河等乡镇一带。其曲艺形态的表演形式凤阳花鼓戏[1]是由一人或二人自击小鼓和小锣伴奏，边舞边歌。历史上艺人多以此为出门乞讨的手段，凤阳花鼓因此而传遍大江南北。清康熙、乾隆年间，许多文人的诗文记录了凤阳花鼓表演时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
清中期以后，舞蹈因素逐渐从民间的凤阳花鼓中淡出，仅剩下唱曲部分，分为"坐唱"和"唱门头"两种形式。
凤阳花鼓早期演唱的曲目多为当时的"时调"，主要有《凤阳歌》、《鲜花调》、《王三姐赶集》、《秧歌调》等，每一首都曾被广泛传唱。随着历史的发展，凤阳花鼓的鼓、鼓条乃至击鼓方法都在不断变革。
20世纪50年代初，新文艺工作者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剔除了小锣，专用小鼓伴奏演唱，同时根据击鼓用的鼓条特征，将其改称为"双条鼓"
凤阳花鼓据说始创于明朝。有史料记载：朱元璋当年定凤阳为中都，因人气不旺，文化不盛，便移江南富民十四万户和天下数千文人墨客到凤阳安家，以繁荣都城经济和文化。
在江南富民中大多数为地主权贵，把他们从沿海移入内地，是朱元璋削减地主势力的一项重大措施。因为这些地主失去了土地，也就等于失去了政治，失去了经济。由于这些人很不习惯淮河流域"走大江，过小河，马吃干草无水喝"的干旱和洪涝自然灾害生活，因而经常有人出逃回乡，官府发现后很快颁发禁令："凡逃跑者格杀勿论。
"所以胆小的不敢明逃，他们便想方设法暗中外逃。
凤阳花鼓戏据老一辈人说，凤阳花鼓就形成于这个时期。相传，创始人最初用一个竹筒，两头蒙上羊皮，制成小鼓，又随意折两枝树条当鼓捶，这就成形了今天双条鼓的雏形。为了充实和完善这门艺术，他还自编了花鼓词，扮做讨饭者，边演唱边顺利地走上了回乡路。
后来此办法被他人得知，于是大家就都学着唱，就这样凤阳花鼓便繁衍开了。有记载的最早歌词是："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而今天所唱的歌词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后首词与前首词乍看大同小异，但仔细品味，这里还大有文章。前首词第一句简要交代作者的原籍和目前的住地；第二句他告诉人们，目前的住地原本是个很好的地方；接着第三句便露出了作者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指名到姓地对朱元璋移民政策的愤恨，因此到第四句就给朱元璋套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凤阳这块好好的地方，就因为他做了皇帝，好地方才发生了"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景况。
其实这说法也只是作者在泄私愤罢了。朱元璋做皇帝，这是历史所赋予他的职责。至于自然灾害的发生，处于那个特定的科学不发达的时期，他又怎能去控制、怎能去左右呢？作者硬把这灾难的形成强加于朱元璋，这就很明显地吐露了他对朱元璋的刻骨仇恨；不过我们从词中也可品味到作者的悲观之心，也能隐隐体谅到作者对老家的深深思恋之情。
这门艺术的鼓词四句一转，易记易唱，流传下来后，一直被穷苦人作为一种乞讨谋生的工具。听上辈人介绍，在旧社会艺人们乞讨表演时，他们三两为伍，一人卖唱，其余人挨门挨户讨粮讨钱；更令人伤痛的是，遇上大灾之年，穷人家因生活所迫的女子出门卖唱时，她们往往在双条鼓捶上系上布缨子，系红布缨子的表示只卖唱不卖身；系绿布缨子的，则表示即卖唱又卖身，也就等于是沦落风尘，任人摆布。
其中一首鼓词中唱道："家住凤阳老城埂，三年旱灾无收成，死了丈夫没指望，奴今不知是谁家人"。有钱人家或手头稍微宽余的浪人一听，马上就上前去"讨教"，待一切谈妥后，卖唱者便即刻跟随他去，听其吩咐和使唤。如果卖唱者遇上身无分文的无浪鬼，那可就遭透了，她们被侮辱后，不仅丝毫未取，而且还会挨一顿臭骂，或被一顿毒打。
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清代中叶，长淮卫一带盛行一种在山歌、号子的基础上形成的曲调，常被作为花鼓灯文场中的主要曲调来演唱，后来，艺人们吸收泗州戏与外来剧种的营养，根据说唱中的人物、情节、进行表演，逐渐向戏剧演变，至光绪年间，形成花鼓戏。
民国初期，凤阳花鼓戏进入全盛期，许多知名艺人如陈广仁、李西、乔成、顾怀功等，活跃于沿淮一带的农村舞台，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吴汉杀妻》、《东回龙》、《西回龙》、《大隔帘》、《小隔帘》等70多出。花鼓戏伴奏只有锣鼓，没有弦乐，其中的三大件（锣、鼓、钹）必不可少，演奏为４至６人，大多由演员兼任，讲究锣跟人，人跟锣，互为帮衬。
凤阳花鼓戏是以唱为玩的业余性质。解放前，演员皆为男性（女角由男性反串），唱腔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建国后，凤阳县人民政府曾两次抢救该剧种，先后两次成立凤阳花鼓戏剧团，并吸收女演员参加演出，他们将凤阳三花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创作出凤阳花鼓《全家乐》，国家领导人董必武观看后给予很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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