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过一段允许公民自由迁徙的阶段。但出于政府管理和尽快恢复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开始实行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体制。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在二元制户籍管理体制下，农村人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和城市人口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在入学、就业、置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当初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是否合理，现在大可不必再去讨论。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传统的二元制的户籍管理体制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合理性。 
作为证明某一自然人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户籍，其本义本不应该有太多的其他内容。和合法的身份一样，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各种基本权利，应当和户籍并行而非户籍的附庸。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进入城市，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有固定收入和固定住处，每月按时纳税，城市离不开他们。然而却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因此无法享受到城市提供给市民的福利，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长此以往，将影响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些大城市前几年开始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口，具有一定学历或者在城市有一定数量投资的外来人口，可以拥有一张大城市户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从本来意义上说，户籍不应该是招徕人才的法宝，或者说是一种“待遇”；而且，这种半开放式的户籍流动，由于其审批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更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近来，我国的第二代身份证已经正式在一些城市推广。这一IC卡式的身份证在技术层面上完全能够涵盖公民的社会保障、婚姻状况等一系列身份证明。一旦公民拥有一个永远属于自己的唯一的社会保障号码，他们将不再受到户籍带来的地域和出身限制，可以自由流动。
  这也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福音。 
实践表明，彻底取消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让户籍回归本义的时机已接近成熟，在这一点上，大城市中，南京市带了个好头，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时代的要求。比较之下，那些作为不大的地方，是否应该研究一下南京市和其他做得好的城市的经验，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
  如果说有困难，也应该将实情告知公众，并开出一张改革的时间表，以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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