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生一开始写作论文，遇到相当严峻的挑战，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到了最后关头，并不是所有学生，一下子就适应的，有个别同学，甚至抄袭，至今还没有写出合格的论文，他们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无能为力。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同学，经过苦苦钻研，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自我突破，在导师那里通过了，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又在答辩委员会上，顺利地回答了质疑，名列这本集子的，都是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也许，在局外人看来，一目而过，无非就是一些比较优秀的成果，然而，对于这些作者和精心辅导的教授们来说，其间的痛苦和磨炼，攀登的艰辛和幸福的回忆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早在论文答辩进行之前，我就阅读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特别为优秀毕业论文作者开设的讲座中，还对那些敢于在权威教授面前侃侃而谈的学子表示了真诚的敬意。
  当然我的敬意，并不仅仅是对于他们的勇气，而且也是对于他们的水准。
　　在我所读到的许多论文中，尤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可以说，完全不亚于本科生的水准。
　　就论文的风格而言，可以说是异彩纷呈。
　　这里有相当宏观的理论文章，选题和论述是须要功底的。
  这是因为，学生们的日常工作比较繁重，理论基础一般较之全日制的本科生略嫌不足，多数长于经验的归纳。从宏观的理论上进行演绎和分析，有相当的难度。敢于选择宏观性论题的往往都是平时在理论上比较有基础的。我很惊讶方华居然选了《关于权力腐败的若干思考》这样的“难题”，更惊讶于他视野的广阔和系统。
  作者显然具有一种把日常感性经验上升为理论系统的能力，许多论点，超越了初学写作论文者任意分点罗列的层次，论点之间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几乎每一个论点，都显示出独立概括的智慧。他把“权力腐败的特征”分为“扩张侵犯性”“超越突破性”“梭鱼交换性”，层次井然，每一个论点中均有相当具体的材料支撑，大致都能自圆其说。
  虽然，还不能达到最高层次的雄辩的程度，作为一个本科生的阐释和论证水平，当属难能可贵了。
　　当然，像这样理论性比较强的选题，从数量上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多数的选题集中在与作者的教学和工作有关的经验性的问题上。这个集子中，文学评论性质的和教学经验总结性质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
  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可观的收获。王夏同学的《‘围城’的幽默与讽刺艺术及其它》、徐锦清的《透过余秋雨现象看文人的“原罪”》、吴怡芸同学的《试探‘史记’中悲剧性死亡的意味》卢钟板同学的《浅谈‘红楼梦’中晴雯形象》等等，光从选题就可以看出与方华的选题不同，一般同学，没有足够的理论素养，过于宏观，可能面面俱到，处处肤浅，这是初学写作论文的大忌，即使有真知灼见也难以充分展示。
  
　　也许可以从这里总结出一条经验：如果你不是在理论上特别有修养，一般地避免选择宏观的题目，就是选择比较小的题目，也要力戒追求全面展开，贵在一点突破。求全则难以将自己多年思考的问题深化。把目光集中在自己最有感受的一个点，选取一个角度，则易于有比较深刻的发现。
  林群的《以务实求真的精神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显然也是一篇宏观的文章，作者的理论修养是比较可观的，如果，在论题上能够更集中一些，不一味追求全面，也许更能够突出作者的深思熟虑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许多同学，虽然有所感觉，但是，常常不够自觉。例如，兰智权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粗粗一看，题目是太大了。
  但是细看其内容，则基本上是总结武夷山市在这方面的经验的，其中有许多比较深刻的思考，如果再坚决一些，把题目集中在武夷山市的经验中，然后再从理论上加以升华，文章就会更为精粹了。
　　许多同学，可能有一种误解，以为越是宏观越是有水平，其实，宏观的理论文章，容易流于空洞。
  与其做大而空的文章，不如把文章的视野集中一些，论点凝聚一些，论点越是具体，空话越是没有用处。这就是微观性分析的好处。王夏同学论钱钟书的幽默的文章，题目就选择得比较聪明。关于钱钟书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如果好高骛远，就可能写出一大堆的老生常谈。王夏抓住钱钟书的幽默的特点，加以深化，关键在于特点在哪里：他的回答虽然不能算是绝对无懈可击，但是至少没有空话。
  他所提出的：“漫画式的描述笔法”“调侃式的行文笔触”就颇有见地。
　　力戒空话，避免老生常谈，是论文写作中的最基本的要求，这一点，就是比较优秀的论文作者，也并不一定都十分明确。有些论文之所以没有充分表现作者的水平，主要原因就是题目太大，大就免不了空泛，至少是不利于逼迫自己深入思考，最常见的通病是把宝贵的篇幅耗费在人所共知的常识性的介绍上。
  有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文章在许多方面写得有灵气，但是，其中不少大而化之的空话。这是因为，作者给自己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题。首先，这个题目要求作者把《史记》中所有人物传记，还有《世家》等等的原著都不但要阅读，而且要仔细钻研。
  其次，《史记》是一部历史作品，并不是文学作品，作者并不一定着意于文学形象的塑造。有些形象性的语言，很难分清是形象的塑造还是历史的实录。这样的阅读面和理论难度，是一般同学所不能胜任的。有的同学的题目是《艺术欣赏与美化人生》，文笔虽然有水平，局部也有可取之处，但是，这样大的题目，连问题都没有提出来。
  究竟你在这么广泛的领域里，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人家都忽略了，甚至都弄错了，要你来重新作研究，来纠正的。这个问题，作者显然没有想过。
　　有时候题目本身就表现出作者的见解，作者的水准。例如《透过余秋雨现象看‘文人原罪’》，徐锦清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有一点不同凡响，核心论题一下子显示了他的思考的深度。
  作者把当前对于余秋雨问题的争论一下子提高中西文化比较的原则上来思考，表现了自己在理论上的深厚修养，对于问题的深邃洞察。在一系列问题上，都相当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有时候，还不乏雄辩。例如，关于余秋雨的所谓“硬伤”问题，徐锦清显得特别有底气。
  为了充分证明我对作者的才情的欣赏，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一次比较冗长的引述：金文明曾在《咬文嚼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指出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对余秋雨小咬了几口，以期引起余秋雨的注意。不想余秋雨拒绝理会。这无疑激怒了金文明，出乎寻常的倔强的、执着的金先生，穷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书中所指出的126例差错加以分类归纳，如历史人名错，地名错，年份错，情节错，书名错，引文错，理解错，注释错，举例错，平仄错等等。
  这错那错，似乎都错在与古文不符，而且处处有史料撑腰。真有这么多错误的地方吗？据我核实，发现其中一类属于余秋雨的“硬伤”，如“娥皇女英是舜的女儿”，“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假冒’王敬轩的是刘半农”。还有一些对于古代的记时的差错，引书的差错，用词的差错等。
  这些错误看上去不大，属于小节。而且并不损害文章的原意，余秋雨要表达的思想跟这些史实没有根本的冲突。余秋雨写作十余年，上百万字的作品，有一些疏漏，不足为怪。也许，每个有创见的学者或作家，出现类似的错漏，甚至矛盾的现象，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类属于“无证错误”。
  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经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的，金文明先生也许自己就没有把握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如唐代历史纪年中的“年”和“载”的问题。或是学术界有多种说法都无确切证据，作者有信此而不信彼的自由。如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子的问题，《广陵散》到底流传下来没有的问题，《岳阳楼记》的作者到没到过岳阳楼的问题等等。
  作者选择于文有利的说法，无可厚非。
　　第三类则是属于责之过深的问题。金文明指责余秋雨把《晋书·。嵇康传》中“夜分，忽而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中的“客”理解成了真实的“人”。其实“有客诣之，称是古人”自然是指鬼神，但是，鬼神在古代的描写中以人的面貌出现，却并不否认自己是鬼，所谓“称是古人”即是。
  余秋雨翻译的这句完全按《晋书》而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余秋雨看不懂这句话，把这个“客”理解成活着的人。这里又牵涉到如何对待史料和如何理解史料的问题。看来金文明的对史料的理解有点过于僵化。首先，如果因为有些史料属于迷信就弃而不用，那正史中的《五行志》或《祥瑞志》一类的记载岂不都成了该抛弃的废物？其次，史料的真实性都是相对的，任何史料一般都是某人在某地时的记载，这些是一些人、处于一定地位和角度、在一定形势背景下写出来的，不可能不受到一定条件影响和制约的。
  这样的记录没有绝对的真实。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历史只是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之上所要表达抒发的感情、理念、道义、哲理才是他关注的重心。这就像《战国策》一书，谁都承认是史料，但是在许多时间、地点、人名上都有错乱。这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人是把《战国策》当成寓言来看的，关注的是某个计谋的实施过程，留心的是某种游说的技巧。
  此时，时、地、人已经变得无所谓，甚至成了一个单纯的记号，错乱与否已无关紧要。余秋雨的散文庶几可作如是观。因为大文化、大历史的散文和以史料考证为主要特征的专业研究有别，这也许是“死文字”与“活文字”的区别。我要坦诚地告白：读着这样的文章，我禁不住感到兴奋。
  
　　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不但有理论，有论据，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有思想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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