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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四卷，清世宗胤禛时官修。
　　此书乃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布的。内收有关上谕十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
  
　　曾静，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生。因应试不第，闭门读书、授徒，著有《知几录》、《知新录》二书，表达出浓厚的民族意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他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一批，其中有吕留良诗稿一本。另外，他曾接触过严鸿逵、沈在宽，在其家看到了吕留良的著作。
  曾静对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及古时封建井田等言论十分赞赏。吕留良强烈的反清思想对曾静影响很大。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曾静命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因战功累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
  当时以一个汉人掌握如此大的兵权，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岳钟琪对清廷的重用自然是感激涕零。而曾静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同时又听说自年羹尧被杀后雍正三次征召他都未进京，便贸然断定岳钟琪对清廷不满，于是投书劝其反叛。岳钟琪见书后，骇异非常，连忙刑讯张熙，穷治主使之人。
  张熙只字不吐。于是岳钟琪又使用软的一手，对张熙进行诱骗。他和张熙设酒盟誓，表示一定要起兵反清。张熙受骗后，透露出所有情况。而岳钟琪则密奏雍正，将曾静捉拿归案。曾静在重刑之下，又供出严鸿逵、沈在宽等人。雍正迅即命令浙江总督李卫，速拿吕留良家属及严、沈等人，并将严、沈秘密编抄成册的吕留良文集及藏于吕留良家的种种遗著都加以搜获。
  
　　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蓝及湖南巡抚王国栋三员大吏会同审讯曾静。曾静由于害怕，竟痛哭流涕，痛悔前非。在严刑逼供之下，他又供出许多人。清官吏遵照雍正的旨谕，进行了细致的追查。此案牵连几十人，连家属在内多至上百人，惊动了清政府的几个部和好几个省。
  由于株连甚广，各地一直在追查缉拿中，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案。这期间，雍正曾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雍正又让曾静自己议罪。曾静在这时深深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一面，他不仅谴责自己所进行的反清活动，并转而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政治。
  
　　在审讯中，雍正又得知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允■、允礻唐等人的追随者，曾在各地广泛宣扬他用非法手段夺取皇位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情况，因而在有关上谕中为自己反复辩解；同时还针对吕留良、曾静等人的反清言论，写出了大量为清朝统治中国之合法性辩护的文章。
  雍正七年九月，胤礻真命令将他前后所降谕旨及曾静历次口供，编成《大义觉迷录》，颁布到全国各地。他在上谕中说：“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鉴知悉”，而后又恐吓说：“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
　　雍正对吕留良一门惩治极严，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首；吕另一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斩首。除此之外，吕留良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之书籍者，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予功臣家为奴。
  令人奇怪的是主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雍正在湖南设立观风整俗使，并令曾静“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携曾静至江宁（今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讲述自己的罪过和悔悟之情，并“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本朝得统之正”，“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
  随后曾静与张熙这两个“现身说法”的“反面教材”被当堂释放。根据雍正的解释，曾静、张熙是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是受迷惑的从犯，“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因此“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
  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雍正赦免曾静，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此说明曾静对他所指责的“谋父”、“逼母”、“弑兄”。诸事纯粹子虚乌有，表明“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同时，也是为了让天下人勇于改过“自新”，正如他在上谕中所说：“……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于改过之不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一途”。
  
　　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胤禛死，高宗弘历即位。乾隆一反雍正所为，即位一个多月后，便下令逮捕曾静、张熙。同年十二月，又下令将曾、张二人解送至京凌迟处死。并下诏禁毁《大义觉迷录》，已颁行者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因此《大义觉迷录》在其后一个多世纪中成为禁书，极少流传。
  
　　曾静反清事件是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案，在当时也轰动一时，情况复杂，牵连较广，雍正处理的方式也异乎寻常。虽然《大义觉迷录》的内容都经过精心挑选，远非曾静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但这本书仍然是研究这一事件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两方面的。
  一是雍正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了全面批驳；二是雍正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
　　吕留良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已死去四十余年。他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极力驳斥了华夷之辨，认为这种区别是因为古代疆域不广，其实华夷本一家人，“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
  ”又云：“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乎圣德乎！……”雍正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反对势力，但仍然说明了一定的道理，是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它反映了大一统中国各民族融合逐渐加深的客观现实。
  为了消除汉族人的民族情绪，雍正还对满汉衣冠服饰之区别作了辨解，说明衣冠之制自古都因时因地制宜，人们各就其习俗方便用之，因此“孔雀翎、马蹄袖”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
　　曾静的供词中还涉及到了康熙死及雍正即位问题。这一问题乃清宫大谜案，至今历史学家们也议论纷纭，众说叠出。
  曾静在投书岳钟琪时曾列举了雍正的“十大恶”；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曾静对雍正的这些指责多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胤礻唐手下太监那里听来的。如所谓“……圣祖原传十四阿哥允礻题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雍正是康熙第四子，“十”字改为“于”字，便是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据今人的研究，认为不可能。首先诏书上写的应是“於”字而非“于”。
　　曾静又称“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
  随将允礻题调回监禁，太后要见允礻题，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之上撞死。”这一说法也来自于雍正政敌的余党，是否可靠殊为可疑。雍正在上谕中对所谓的十条恶行逐条进行驳斥，特别于“杀兄”、“屠弟”之说更是详加辨解，细述其兄弟之“残暴横肆”、“毒忍之心”和“桀骜之行”。
  并说自己“光明正大，公正无私，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联。”至于“好杀”一条，雍正则夸张地说：“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就是这样一个“仁慈”的皇帝，终其一朝，文字狱频兴，且处置严厉，株连众广，造成了浓重的恐怖气氛。
  对于“淫色”一条，雍正更是吹嘘自己“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大义觉迷录》内容以曾静供词居最多。这些供词有的是“奉旨问讯”，有的是“杭奕禄等问讯”。其形式都是对曾静《上岳钟琪书》及《知新录》等书中大逆不道的言论提出质问，而曾静的供词则痛悔前非，并备述雍正之隆厚圣德、浩大皇恩，令人不忍卒读。
  如所谓“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等等。连雍正也觉得他“谄媚”。雍正明令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乃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但此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部分揭示出康熙时诸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及其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
  它的刊布并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在实际上传播了对清王室极为不利的言论，因此在即位之初即下令禁毁。但这也正是这本书独特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上谕和审讯词对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不少线索。
  此书还反映出康雍时期的一些社会情况、民间反清情绪等问题，材料虽然零碎，但其中有些内容仍是其他书籍所不载的。当然《大义觉迷录》所收材料都是有选择性的。书中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内容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
  另外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雍正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