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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03 02:41:55

•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在考古不再仅仅是田野发掘、文物不再仅仅是金石赏玩的二十世纪，考古与文物就不断进入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视野，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自此以后，取地下的考古材料与文献对证，用域外的文献与传统的文献比较，用人类学调查的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对照，几乎已经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其中，七十年代以来的出土简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帛书（1973）、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睡虎地秦简（1975）、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张家山汉简（1983）、尹湾汉简（1993），以及最近发现正陆续公布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竹简1，更是几乎改写了整个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虽然尚未整理和公布，但可以预言的是，由于它集中为嘉禾年间（232-238）长沙郡的资料，包括户籍簿、名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2，将对下一世纪初新思路中的区域史、城市史、制度史、生活史研究发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将间接地影响到思想史，因为思想史也需要重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以理解和判断思想的语境（context）。
     
  　　毫无疑问，在思想史上，本世纪的考古发现最直接的影响当属古书的再发现与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七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刺激的资源。比如，由于发现了七十子与儒家历史的新资料，从孔子到荀孟之间的缺略有可能填补了；很多古代儒者的言论被发现，使得原来以为产生很晚的思想，发现了它更早的源头；古道家的整体面目由于《黄帝书》即《老子乙本后附古佚书》以及《太一生水》、《恒先》等文献的发现，有可能还原了；类似《鹖冠子》、《尉缭子》、《文子》这样的古书被重新确认，使得先秦思想风景越发地丰富起来3；在这些发现的启迪下，有人指出，这使我们可能对现存的古书进行一次重新排队，在时间上重拟一个古代知识的系谱；也有人指出，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有抄撮、改编、精选，不可轻易地将某一书确凿定于某人撰于某个时间，因此古代思想史文献的年代可以适当宽延，这样，给了思想史使用文献的一定自由空间4；同时，它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上古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连续性意义，尽管雅斯培斯（K。
    Jaspers）的“轴心时代”理论，指出了西方思想史在早期曾经有过重要的“蜕变”，福科（M。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也强调历史中的“断裂”。但是，中国学者还是根据这些发现，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近世知识的连续性，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也许这正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征，考古发现的文献说明，古代中国的知识系谱实际上可以描述为一个绵延滋生的过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与资料来源，只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很多过去垄断的神秘知识被传播成为公开的“道理”，过去专业的知识垄断者变成了后来的“士”，过去那些被尊崇的原则被故事化，国家和文明的巨大权力，日益使一些知识和思想成为中心，使一些知识与思想成了边缘，于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思想的“历史”。
     
  　　二 
  　　当然，即使思想史依然恪守传统的写法，那些现在已经相当多地被使用和关注的《周易》、《老子》、《文子》、《孙膑兵法》等等出土简帛，仍旧会被使用和关注，它也仍然会使思想史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境。比如，关于道家，原本《老子》中相当关键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否真的表现着道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激进主义姿态？它是否应当如郭店楚简《老子》一样，只是表达对“智（知）”、“卞（辩）”、“■（心+为）（伪）”、“■（诈）”这类行为的厌恶5？又比如，最近关于郭店楚简本几种儒书的讨论，就说明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分类谱系和章节分配，这些出土文献依然可以研究出相当深刻的思想史问题，补充相当多、也是相当丰富的历史细节。
    一直扑朔迷离的儒家思孟一系，就由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发现，得到一个极大的进境6，而郭店楚简中的《五行》再一次确证了这一研究的可靠性7，而郭店楚简中的这些儒书，则被学者推定，有可能是《子思子》的佚籍，于是，不仅思孟一系的历史渐渐清晰，而且过去一直在讨论的儒家性命之学的起源和变化，也有了深入研究的依据8。
     
  　　不过，最近思想史写法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更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因为思想史研究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9。这些变化的发生原因，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刺激。
    考古发现的大量数术方技文献，促进了对于古代中国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众所周知的是，《汉书艺文志》把所有的知识分为六类，那是那个时候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实况，但是通常思想史却只注意前三类，而忽略后三类，可是出土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数术”与“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的阴阳五行的技术操作方法，与古代中国人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念有关；医药学中的很多知识，也与古代中国人的感觉体验有关；而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
    很多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宗教、生活与文学中的观念，常常是由这些知识，经过“隐喻”、“象征”和“转义”衍生或挪移而来的，不从考古发现中采撷和解释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就不能真的理解经典文本上那些“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史的这些转型，也得益于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
    年鉴学派的一些观念如注意“长时段”的历史描述、注意社会生活史的现场重构，福科关于知识系谱的考古学方法、以及他关于医疗、监狱、精神病院、性的个案研究对于知识史的透视，都使得思想史的视角和写法有了改变，没有这种根本的改变，不仅这些考古发现的资料会失之交臂，就是注意到这些资料的意义，也很难把它恰如其分地纳入历史叙述中，比如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中，这些既不能算经典，也不是直接表达思想的知识，应该如何安置在叙述中，实在是很为难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改变思想史的写法，使思想史更加注重知识背景的考掘和一般思想的叙述，那么，像子弹库楚帛书、马王堆帛书中的《合阴阳》、《导引图》之类养生房中医方知识、睡虎地《日书》之类宜忌知识、郭店楚简《语丛》之类丛钞的实用取向，张家山《脉书》和《引书》中关于人身体的认识，其实都可以解释出相当丰富的思想史内容。
    因为，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从地窖到阁楼，从纯粹意义上的考古成就到成为思想史叙述的新资源，从思想史的视野之外进入思想史的视野之内，其实还需要一个由思想史家完成的采撷和阐释的过程。所谓采撷的过程，不是指的它被思想史使用，而是说它何以成了思想史使用的资料，所谓阐释的过程，并不是指的考释、隶定和叙述它的字面意思，而是说它如何被当做思想史的一个环节，在思想史的语境中解释出它的历史意味。
    所以，思想史只有按照一种新的认知和观察的角度，才有可能把那些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思想现象被吸纳到自己的视野中来，组织到自己的叙述中去，这种新的认知、观察和写作，才是思想史的真正改变，才可以说思想史在重新构想（reconceptualizing）和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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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2007-01-03 02: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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