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是相对应的一对关系：言义必及利，言利必及义；义需要利的承认和支持，利也需要义的认可与制约。“利”乃“义”之本，取之有道即为义人，反之则不同。所以说各人有各人的利义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儒家尚义，认为做事只要问此行为应当做或是不应当做，而不必去顾虑个人的利害。墨家则认为一切行为，应该以求得人民的大利为目的。但是墨家虽然最重利，然而也并非不讲义，不过他们认为义利是一致的，辩证统一的。与此相对应，儒家也并非不讲利，否定利，他们也肯定利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观点在儒墨的作品中皆有所体现。
在对义利关系的争辩中，先秦诸子各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义利观。比之各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选择以及道德评判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孔子是重义轻利的。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成为具有仁德的“君子”而不是“小人”，就应把义作为个人立身的根本。
他曾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喻于义”。以义为最可尊贵，把义作为行事的准则，明白义的真正含义，这是对“君子”的起码要求。与“君子”相对的“小人”才不知义，才只懂得利，才一味地追逐利益。在孔子的心目中，物质利益远远比不了道德的价值，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质需求更为重要，所以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是说，合乎道义的生活，即使贫贱困苦，也会令人感到乐在其中，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充实；相反，如果凭不正当手段得来富贵，虽然在物质上得到了富足，但不过像飘忽不定的浮云一般，转瞬即逝，不值得一顾。在孔子那里，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从“仁”的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与“礼”的要求相一致的道德规范。
正如礼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一样，孔子的义也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对统治者来说，讲义，就应该实行德政，这才能得人心、利统治，使社会安定；而对于一般的人，义的要求即做“志士仁人”，不仅在德义与富贵的选择中轻视富贵，甚至为了德义，为了崇高的追求，不惜个人的生命，即所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生活的时代，在孔子看来是一个“礼崩乐坏”的衰世，因此，孔子企图恢复周礼，使天下有道。为此，他希望统治者能使民以礼，被统治者事君尽礼，从上到下，社会上人们的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合乎道义。但时代毕竟发展了，孔子栖栖惶惶，四处奔走，却始终不能施展个人的主张，因此，他便从事于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教授生徒，致力于教育事业。
从孔子的一生看，他始终是以拯救乱世为己任的。他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之所以这般忧心忡忡，是因为他知道“放于利而行，多怨”，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人们只知道追逐物质利益，而忽视了道德仁义，社会当然就会混乱。
为此，他不仅本人“罕言利”，而且希望每一个有仁德的人都“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只有这样，社会的祸乱才能结束，“无道”之世才能变为“有道”。这也是孔子重义轻利思想的社会基础。
答：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就能发现儒家思想文化的痕迹。在中国，孝顺、赡养父母向来被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除了法律要求的义务外，它也是一种道德...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