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计划生育
 
    今年６９岁的陈占邦是青海省湟源县大华镇三条沟村的村民，当年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家里没有继承“香火”的儿子，老两口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可现如今，由于是双女户，陈占邦和老伴享受到了国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每个月他和老伴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领到１００元的生活补助。
  用陈占邦的话来说：“没想到国家现在还为我们双女户解决了养老问题，这真是‘养儿是名声，养女是福气’。” 
    陈占邦夫妇婚育观念的转变，以及他们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中得到的实惠，仅仅是我国人口计生工作制度变革的一个缩影。这项制度目前已经在２３个省、区、市和山东、西藏部分县的农村实行。
   
    由罚到奖：利益导向机制导致观念巨变 
    我国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由于当初对“超生”家庭实行的只有罚款一法，计生干部因此被视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计生工作也被戏称为“天下第一难”。 
    然而，尽管计划生育实施３０年来中国少生了３。
  ３８亿人口，计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增高，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偷偷超生、成年独生子女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等等。计生工作面临着一松劲就反弹的压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探索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２０００年起，宁夏、青海、甘肃等地陆续开始尝试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少生快富”工程，对于“少生”的夫妇，给予一次性奖励，并引导他们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勤劳致富。
  ２００４年，又开始在全国５个省（市）和１０个地市试点一项新政策：向年满６０周岁且只生了１个孩子或２个女儿的农村老人发放每人每年不低于６００元的生活补助，在部分地区，实际领取的标准更高。 
    ８月６日至８日在西宁召开的建国以来西北地区首次人口与发展论坛上，青海省计生委主任、论坛承办方负责人苏宁在谈到如今的计生工作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由于经济上得到实惠，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全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如今是想生的不再多生，多生的有些后悔”。
   
    青海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双试点”地区。据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２００４年全省有９７６２户农牧民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比上年增长９２％；１０３４户主动放弃了三胎生育指标，比上年增长了９．６５％；近２０年来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控制在１０‰以内。
   
    计划生育：并非简单的生育控制 
    从超生罚款到少生优生奖励扶助，看似平常，实际上是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制度变革。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接受采访时说，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将“三农”问题和社会保障内容纳入进来，实际上是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探索和尝试。
  这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德政善举。 
    张维庆说，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计划生育户的养老问题，但是可以缓解他们的困难。
  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目前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特别是率先实现计划生育的家庭，生产生活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政府就会失信于民。政府现在做的这两项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人民的承诺，要使计划生育家庭不仅在青年时期、劳动力丰富的时期过得很好，到了老年以后也要老有所养，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张维庆介绍，目前这两项政策试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于采取了资格确认权、资金发放权、资金管理权和社会监督权四权分立,资金可以通过“直通车”的方式发放到老百姓手中,因此很受试点地区老百姓欢迎,现在全国已经有２３个省、区、市和山东的２２个县以及西藏的部分县推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简单的生育控制”，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副代表林若宁在出席西北人口与发展论坛时说：“中国人口发展的政策实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仅仅是一个控制生育的方案。事实上它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
  ” 
    林若宁说，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持续改善了人口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水平；改善了就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完善了法律体系，包括完善了投诉管理机制；近年来更是强调了为群众服务，使人口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完善：需要“期货”变“现货” 
    “以奖代罚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还需要从‘期货’到‘现货’的完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 
    翟振武认为，目前的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经过实践检验，非常有效。
  青海一年出生８万多人，两年时间有近２万人自愿放弃生育指标，这没有任何强迫。从强制转为自觉，降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本，而且通过少生途径致富，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扶贫。 
    “但是这一机制还应进一步完善。”翟振武举例说，目前的奖励扶助是一种预期收益，比如说２５岁的一对夫妇生了孩子，大概要等到３５年之后才能领取到奖励扶助金。
  这个周期太长，是一种“期货交易”，而少生快富工程则是即时奖励，是“现货交易”，激励作用会更明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处长闫志武也认为奖励少生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她说，在认识上人口计生工作还没有和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比如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扶贫项目和人口计生工作还缺乏有机的结合，扶贫预算还没有名正言顺地包括人口计生资金。
  此外，在社区建设中，人口计生工作及其利益导向机制的相关内容也没有体现出来。 
    专家们指出，以人为本思想的融入，使新时期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思想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质的变革，其内涵更加广阔，它与“三农”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让广大老百姓把“国策”转化为具体实在的“家策”。
  虽然这一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已经验证了其方向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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