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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迄今为止，我们从全球化中汲取了那些经验和教训呢？就是经济增长是开放政策和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还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时，它就有能力减少关税，吸引外资，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
  主流观点是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和正面的。首先，全球化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其次，全球化使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民主制度）趋向一致；使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 　　迄今为止，我们从全球化中汲取了那些经验和教训呢？就是经济增长是开放政策和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还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时，它就有能力减少关税，吸引外资，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
  　　反对全球化的人分为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认为全球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童工现象”，和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失业现象”的罪魁祸首。他们解释说资本主义对全球化觊觎已久，他们急功近利的思想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果：生态环境被破坏、本土文化遭践踏、贫苦人民受剥削。
  右派通常对新生事物怀有憎恨或恐怖。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威胁社会劳动保障和侵害欧洲国家价值观念的毒瘤。　　然而，主流观点是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和正面的。首先，全球化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经济增长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
  其次，全球化使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民主制度）趋向一致；使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彼此影响。更多的人相信全球化是治愈发展中国家“顽疾”的良药，比如贫困、文化落后和不平等现象。假如一个国家敞开国门、减少关税、吸引外资，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过去的穷人将变成富人，曾经的文盲将变成“秀才”，原有的不平等变得平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全球化，宏观经济运转良好，个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世界走向新的繁荣。但是18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14年期间，全球化上演的插曲却使经济飞跃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的经济衰退。　　　　火星来客的困惑　　　　假设让我们赋予一队火星来客最基本的数学能力，让他们具备这样一种概念，即快增长（高收入）优于慢增长（低收入），同时也设法使他们了解我们最希望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
  然后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请比较下面两个阶段的优劣。阶段一：1960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亚非和拉丁美洲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中国、越南、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发达国家中涌现一批福利国家。阶段二：1978年至1998年。在这一阶段中，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了体制改革；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向私有化；工业国家削减福利国家数量。
  ” 　　对这些火星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难事。他们首先会观察到第一阶段的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第二阶段的两至三倍。接下来他们还会注意到无论选择哪一个地区，无论怎样理解增长这一概念，第一阶段的增长率总是高于第二阶段。于是我们的火星来客会毫无疑问地宣布：第一阶段优于第二阶段。
  理由是：在第一阶段中，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火星来客不是好的经济学家。优秀的经济学家会指出：事实上，第二阶段，也就是体制改革和全球化时期，优于第一阶段。必须承认的一点是：19世界70年代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差强人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较之发达国家步伐开始放慢，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1960年至1978年间，相对综合测定差距法－基尼系数大致上稳定，但自1978年后就由46增长到今天的54，增长幅度高达近20%。　　经济学家还会说明第二阶段有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之所以差强人意是因为这些国家逆全球化而行，在政策上有所偏差，故而在考虑两个阶段孰优孰劣之时，经济学家们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
  他们认为，对那些政策得力和支持全球化的国家而言，经济在增长而不是倒退，人均收入在上升而不是下降。为了使结论更具说服力，经济学家们挑选出一批纳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通过他们的贸易开放指数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逐渐赶上发达国家，并且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在逐年上升。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过去20多年里她的经济增长水平创下惊人的记录，令世界瞩目。如今，中国前进的脚步仍再加快。　　　　中国，全球化的典范？　　　　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疑惑：尽管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但在证明全球化的优越性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并不能使人信服，而中国却成功作到了这点。
  她已经与世界经济水乳交融，休戚相关。真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恰恰是市场经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中国工业出口产品中，近三成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0%是由国企制造的。这一比例高于世界上除古巴、朝鲜和少数独联体成员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尽管这种状况是经济学家们不愿意认同的。
  其次，中国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经济辉煌，而这种环境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推崇的，比如人为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进城务工人数等。最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乡镇的民营企业。但是他们的主要问题出在产权不透明。
  在法律上这些民营企业归村、乡镇或集体所有，但实践中由经理运作，以赢利为目的却没有分红。虽说中国乡镇的民营企业算不上企业典范，但他们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从这一层面上讲，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中国是成功的。　　经济学家们是依据贸易开放指数选择纳入全球化轨道并且表现良好的国家的。
  但是，这一做法本身也有疏漏。这个贸易开放指数是在官方没有干涉和官方干涉（比如关税）情况下综合两个“结果指数”（经济术语，即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得到的。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高增长，而此后10多年才出现贸易自由化。整个19世纪80年代直到1995年期间，中国的关税平均约为40%，是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2倍，工业国家的4倍多。
  只有在1996年关税才下调到26%，现在，已进一步下调到16%。　　这种挑选方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许多尚未纳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不愿卷入全球化中。他们觉得一旦就范，其“结果指数”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因为自19世纪80年代贸易萧条以来，他们对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依赖非常大，所以一旦出口利润下跌，就不得不相应减少进口，“结果指数”也自然下降。
  　　　　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就贫穷和富裕国家之间增长和收入的问题作出结论：过去的20年虽然全球化在世界扩展，却远没有前40年到前20年这段期间成功。用政策得力与否解释某些国家收入水平下降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貌似成功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并没有经济角度遵循正确的做法。
  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并不愉快的方面，主要包括三点。
  如下：　　其一：如何解释非洲国家融入全球化之后，也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许多友好援助，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却始终没有超过20年前的水平？而且有24个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竟然低于1975年水平，12个国家甚至低于1960年的水平？　　其二：如何解释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重又爆发经济危机？众所周知，危机爆发前的数月，这些国家的改革曾被誉为典范？　　其三：如何解释某些转轨国家，比如亚美尼亚、乔治亚（前苏联一加盟共和国）曾经以无债而闻名，但是在10年后却发现已深陷债务的泥沼，并饱受经济停滞不前之苦？　　　
　程谟娟译自世界银行《转轨通讯》英文版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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