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到西汉，中国文字（汉字）有过两次大变化。战国时流行的是“籀书”（大篆），但各国所用差异甚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将籀书规整为小篆。汉代又通行简化小篆为隶书。因此，汉代人用隶书书写的书籍成为“今文”（即当代的、当时的文字），汉以前用籀书写或小篆写下来并流传到汉代的则成为“古文”。汉代的今古文经之争，虽和书写所用文字的今古有关，但实际争论的问题，却在文字背后，涉及的问题很多。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
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
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其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博士们“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汉书•楚元王传》），争论非常激烈。这次斗争虽没结果，但到平帝时，王莽利用政治上的权势，把古文经籍立为博士。
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又被废除。 刘歆力争建立古文博士，使今文学原来的经师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成一派，以与古文学对垒。经今古文之争自西汉时期肇端后，到东汉时达到高峰。在争斗的过程中，古文经学逐渐抬头，而且还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直到郑玄之学兴起，经今古文才趋于统一。
清朝末年，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歧表现在许多方面，从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到经书中的一些名物、制度等内容都不相同。一般地说，今文经学注重探讨经义，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则以六经为史料，注重考据。
应该说，二者各有偏颇。但由于政治的因素掺杂其中，经今古文之争也就不仅限于经籍本身，而是扩大到了学术思想以及政治观念等方面。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在中国学术史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答：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曰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由于今文经学 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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