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则不一样。他是一个锐意求法、立法而卓有成就的书家，他对历史的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他的“颜体”上。他的真书法度严谨，一点、一画、一转、一折都决无懈笔。而且其堂堂正正、雄浑苍劲的格调不仅令人想见他的气质性情，而且还联想到其宁死不屈、怒斥叛贼的忠义气节。
  可是，他的卓越成就不仅在真书，还在于他的行书的独特体貌和情境，这方面对当世及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他的行书又是另一种气象，你难以想象出自同一人的笔下。他的真书严谨至极，而其行书却能放任随意，不拘绳墨，轻松空灵，富有情韵。我们研究颜体行书，所依据的是他的信札草稿，而这些作品都是在平时的非郑重的实用用途中产生的，由于是随意所为，无意于佳，因此能表现真情实意。
  点画厚重，用笔圆浑，结体宽博，这是其真书和行书都具备的基本特征。但由于行书多用于非郑重用途的随意书写，使其艺术天才、灵感性情随兴得以充足喷发，故其书法点画飞动，多连笔之势，体态就势变异，奇妙无穷，焕发出浓郁的书卷气息。如《湖州帖》，书法通篇节奏较为平和柔媚，而《刘中使帖》顿挫激越，体势奔放，以至一个“耳”字以枯笔通贯全行。
  我想，此帖的气象变化当与其作书时的情绪变化密切相关。所谓“吴希光（叛将）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耳”字的意外之笔正反映了这种兴奋情绪的沸点。接下去四行则越写越奔放，是因所写内容又谈及一个胜利喜讯之故。颜真卿著名的行书作品还有“三稿”——《祭侄文稿》、《争座位稿》、《告伯父稿》。
  其中，《告伯父稿》为刻本，书、刻皆不足以称善。《祭侄文稿》与《争座位稿》实为绝妙之品。草稿因其性质，书法尤为率意，但率意显真情，无刻意之迹。《祭侄文稿》运笔迅疾，情绪激动，与其悲愤之情有关。其书法最妙处，我认为一在其字的点画密聚，草成一个块面之处；二在其枯笔连擦写数字之处。
  这两种现象交相映衬，造成虚实、轻重、黑白之间的节奏变化，再加上草稿特有的率意所造成的用笔“不枸小节”，和结体的偏于松散，形成了颜体稿书风格。《争座位稿》也有这样的特点，只不过因是刻本，这些特征不似《祭侄文稿》那么真切而已。此外，草稿的涂改、添加之处更增添了率意感，这本是因草稿而自然形成的，今世却有着意仿者，将古人的诗文拿来再行涂改一番以追求率意之趣，不免东施效颦，流于浅薄庸俗了。
  颜真卿的行书信札、草稿，因其用途和行书书体的形式特点，使其点画用笔中舍弃了对起笔、收笔和转折、勾趨等处的刻意求工，但却保留了沉实挺劲而浑厚的线质，结体则变严谨端庄而为宽松多态，章法又随势产生松紧、疏密的变化，这正体现出颜真卿书法的艺术创造力和尚层次的书美意趣。
  颜真卿还有一件奇特的作品——《裴将军诗》（图105),为《忠义堂帖》刻本。对于此作真伪，历来未作定论。但从此作书法之气度，结体、点画形态及其取势特点来看，非颜真卿绝对达不到此等功力与意境。退一步说，如是伪作，那位作伪者的书法实在可与颜真卿媲美，即说他的“颜体”超过了“颜体”主人也不为过。
  因此，我认为这件作品在颜体书法中是不可多得的杰作。颜真卿善作大字。唐代书家，初唐的几位皆以小字逞其能，李北海始善写大字，而颜、柳更甚，尤以颜真卿为优，且最为雄强浑厚。此作将大草、小草、行书和真书合为一体，时而端庄沉重，时而轻盈飞动；时而柔转，时而刚折；时而数字贯穿一气，时而字字独立。
  真是天才发挥，妙造不尽。此诗歌颂裴将军的战绩，造句极富于想象力，气势浩大，雄风英气洋溢，读之令人振奋。颜真卿书此诗，不能不由此诗之意境而促发其激荡的书情。再加上其气质性灵的天生相合因素及其一贯的雄浑壮伟的书风基调，创作出与此诗意境、格调相一致的书美意境，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真可与此诗并称为“双绝”了。
  如以颜真卿的最高艺术情趣论，此作堪称登峰造极，因为这件作品最富有艺术匠心，其激动人心的韵律节奏和雄浑镑礴的气势足以震撼书史。柳公权的行书作品传世极少，《蒙诏帖》（图106)展示了他的风格。这是一纸短札，仅27字。字较大，一般在四五厘米高，最大者达七八厘米。
  书法随意流畅，点画粗者厚重，细者挺劲，即游丝亦甚有弹力。因作书旨在述事，于书法优劣不甚计较，反成佳作。观其点画形态、结字特征，完全与其真书同一法理，而其线条的连绵交接颇见其婉秀的韵致。此帖气象清丽流美，与其真书的戈戟森严、刻意求工迥异。他与颜真卿一样，作真书皆锐意示法，精工至极，而作行书却又能放任自如。
  严谨的真书法度赋予了他们的行书艺术以深层而丰富的线质内涵，而天性气质、学识修养及其一时的情性变化，又使其行书具有某种精神意蕴。可贵的是，他们的书法既能一笔不苟、刻意求工，又能潇洒浪漫，天趣迭出，既能成为法度之准绳，又能作情境创造之典范，毕竟大家，与能得法而不能破法的平庸书家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颇能给我们今世的书家以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