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开始，我国电影事业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其总的特点是：进步的电影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受到了当时反动派的疯狂迫害。
20世纪30年代初是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涨期。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于1932年初正式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组员有阿英、郑伯奇、王无尘等。
  紧接着又于同年2月9日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从此，我国的进步电影事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电影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通过党的正确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以及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1932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1933年3月5日，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上映了，这是中国电影新路的开始。《狂流》以九·一八事变的长江流域发生空前的大水灾，十六省惨遭洪水冲击，七千万人们受灾的事实为背景，尖锐地揭露了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真相。影片主题鲜明，冲突尖锐，开创了我国电影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和以电影配合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
  继《狂流》之后，"明星"公司在1933年摄制了一系列进步影片，由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录》，由沈西芩编导以包身工的痛苦生活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还有郑伯奇和阿英改编的反映盐民们残酷受压迫的《盐潮》等。
"联华"公司则在1932年拍出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和由蔡楚生、史东山等合作编导的《供赴国难》，紧接着又拍摄了田汉创作的剧作《三个摩登的女性》等。
  
这些影片既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总路线，又在题材的风格上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色，它们以巨大的影响显示了无产阶级电影文化思路的战斗威力。
这些进步电影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左翼电影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又恫吓了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但却致使他们对进步电影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1933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下，法西斯的兰衣社捣毁了艺华公司。反动派还以"上海电影界贫共同志会"的名义发出"警告信"，恫吓各地电影院"对于田汉、沈端先、胡萍等人所编剧、所导演的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然而，进步电影工作者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团结在党的电影小组周围战斗。
  他们采取曲折表现手法，继续摄制进步影片。如由夏衍任编剧的《同仇》、《女儿经》，郑伯奇的《到西北去》，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和《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