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王室诸公子 之一，法家的创立者，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 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 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 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 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
韩非认为这是“廉直 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蠢》《内外储》《说林》 《说难》等著作，洋洋10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羸政所赏识，秦王 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 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 得秦王信任，被投入监狱，最后被逼自杀，终年47岁。
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 国，葬在故土。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 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 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 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 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 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
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 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 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 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 “以刑止刑” 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 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 保证。“势”，即权势、政权。
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 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 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 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 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 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何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 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 “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 恒其光。” “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 “理” 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
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 成物之文也。” “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 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 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所谓“前 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 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
他说：“事在 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 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 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 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 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
在他看来，封 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的顺 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 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 韩非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 要，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 的思想指导作用，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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