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有了大的发展,民族间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民族关系仍然紧张。
以矛盾冲突为主的汉匈民族关系、汉越民族关系构成了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
而民族的分化、重组与融合却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动力,为汉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确立源自于秦朝，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各个朝代无一例外的都实行了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有了差异必然导致矛盾。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承认这种差异，并且制定相应的制度，才可能维持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统一。
“秦又北逐匈奴，南开桂林、象郡，规模稍扩矣。”（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秦朝在地区管理建制上，首开郡县制。西汉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也继承并完善了秦朝的郡县制度，实行边郡制。汉朝把边疆地区新设的郡称为边郡或初郡，与中原地区的郡县都有明显不同。首先，这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设置的，它的管辖区域都是少数民族原来居住的地区，以原有的民族或部落地域为郡的范围，并保持原住民的各项政治、社会习俗。
跟今天一国两制，有点类似。“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蕃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史记•平淮书》）关于疆域问题，西汉北击匈奴以后，在匈奴故地河西地区，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威武、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在这些特殊的行政区域里，汉朝也实行了不同的政治管理制度，一是由内地相同的守、令、长等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二是与其同等的王、侯、邑长等，虽也由中央任命，但都是由当地原民族首领充当，属于土官体系，不上缴赋税，只是向政府交纳一些土供，以表示在政治上的臣服。
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汉朝统治者大都采用和亲政策，并开边市，与匈奴等民族互通有无，极大的促使了汉族先进文化的传播，也促使了匈奴等边疆游牧民族文明的进步，由此也加大了匈奴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单于亦谴韩氏都候屯云中……于是匈奴之众，遂于汉族杂居。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南匈奴之世系》）这在稳定社会，促进统一国家形成，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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