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思慧，元代蒙古族营养学家。曾任饮膳太医，管理宫廷的饮膳烹调工作，著有《饮膳正要》一书。他倡导讲究卫生、食后漱口、早晚刷牙、夜卧洗脚以及薄滋味、戒暴怒等生活习惯，并对各种营养性食物都有较深入的研究。《饮膳正要》一书，专列一篇《饮酒避忌》，着重从反面论述了过度饮酒所带来的危害与醉后应避忌的事项。
他说： 酒，少饮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饮酒不欲使多，知其过多，速吐之为佳。不尔，成痰疾。醉勿酩酊大醉，即终身为病不除。酒不可以久饮，恐腐肠胃，溃髓蒸筋。醉不可当风卧，生风疾；醉不可令人扇，生偏枯；醉不可露卧，生冷痹；醉不可接房事，小者面生奸（黑斑）、咳嗷，大者伤脏辟（肠中血水）痔疾；醉不可饮冷浆水，失声成尸噎；醉不可澡浴，多生眼目之疾。
从养生角度而言，这段话句句在理。酒有利健康的一面，忽思慧只说了“少饮尤佳”一句。“少饮”，既是倡导也是告诫，唯其少，所以结果“尤佳”。忽思慧主要从不利健康长寿的一面论述过度饮酒的危害:多饮不仅伤神损寿，而且“易本性”，导致行为失常。这是因为酒瘾一旦上身（指酒精中毒），像吸毒品一样，有酒则神经麻醉，或睡或发呆;酒精散去，浑身难受，睡卧不安，举止失常，必须再饮酒再麻醉，才可解决难受的痛苦。
所以忽思慧才说，“易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一旦饮酒过多，应“速吐”为好。不然，会因酒伤肺，患上吐痰的疾病。特别是不可酩酊大醉，那会带来终身难以治疗的疾患。更不能长久的痛饮，因为酒有腐蚀肠胃，减少骨髓，蒸发筋骨的不利作用。当代医学技术证明，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特别是忽思慧谈到一旦饮酒致醉的“七不可”，也有其科学道理，好饮的朋友应引以为鉴。 当然，忽思慧这里提到的“酒”不单指米酒，笔者认为主要指度数较高的元代所发明的“烧酒”。忽思慧称“烧酒”为阿刺吉酒:“味甘辣，大热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
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酒。”有人研究，说“烧酒”创于元代，其根据就是忽思慧这一论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酒》一文中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槽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瓷中七日，以甑蒸取。
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还有清代的梁章矩在《浪迹续谈•烧酒》一文中说:“烧酒之名，古无所考，始见白香山诗：‘烧酒初开琥珀光。’则系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谓之汗酒，李宗表称阿刺吉酒，作诗‘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当十味且浓。’则真今之烧酒矣。
而以高粱所酿为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为，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各判。尝闻外番人言，中国有一至宝，而人不知服食，即谓高粱烧酒也。”由此看来，元人那“以一当十味且浓”的烧酒，就是今天的“二锅头”、“老白干”。唐、宋人喝斗酒算是大酒量，所以“斗酒”这一词语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文中，而元以后的诗文中，“斗酒”一词用得很少，如果有，那也只具象征意义了。
原因在于唐宋时的酒其酒精度仍然很低，最高不过五六度;而元代的酒，现在推想起来大约升到四五十度，所以元的烧酒可“以一当十”，喝几杯就管用。忽思慧谈到的“阿刺吉”酒，大热大毒，醉后对身体的伤害也就很严重，腐肠、烂胃、溃髓、蒸筋，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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