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阿顺口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他收到
电报即奔丧回家，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而此时的
周福清已是虚岁五十六的人，再过四年，就六十岁了，哪里还能再有
补缺的机会？对此，周福清自己心里想必也很清楚————自己的仕
途就这样基本到头了。
  
　　可巧的是，这一年恰好是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按惯例，甲午（
1894）年要开恩科，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
成了周家“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转折点。
　　大家都知道，在清代，科举贿考舞弊之风甚炽，这是当时政治的
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
  所以，当准备参加乡试的绍兴秀才得知由
京城来杭州的正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
），就不断有人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打通关节，绍兴的马、顾、
陈、孙、章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更是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
送给殷如璋，以买通关节、乡试中举，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
报。
  
　　周福清深知这件事非同儿戏。可是，周福清与这五家都沾亲带故，
再加上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周用吉（字伯宜，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虽
已是秀才，但接连几次乡试都未能中举，现在既然五家人愿意出银万
两，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便可省去一份贿银，当然是一件合算的
事情。
  于是，在碍于情面、经不住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的情况下，为
了儿子的仕途前程，他最终还是决定去铤而走险了。
　　当打听得知殷如璋此次来杭是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
后，周福清就认定只能在苏州相机与殷联系了。于是，在一切准备妥
当之后，七月二十日（8月31日）这天，周福清就带着仆人陶阿顺由
绍兴启程了。
  他们中途经过上海，于七月二十五日晚到达苏州，泊船
静候殷如璋等人所乘坐的官船的到来。两天后，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在
七月二十七日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敢怠慢，当即派陶阿顺拿着事先拟好
的、一封带有关节字样（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事先约好，在试卷某
处用某几个字眼作为暗号）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并嘱令陶阿顺先去
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
  没想到这陶阿顺是一个粗人，由船夫
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后，竟然将名帖信函一并交给殷如璋的差人。
而此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见差人送上一个厚
厚的信封，心中大约早已有数，便将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
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
  
　　陶阿顺在官船边左等右等，不见一点消息。于是，没有见过世面
更不懂官场规矩的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这一万
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听他这么一喊，
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便示意周锡恩拆阅来信，发现信封中
“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
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
  又周福清名
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已完全败露，殷如璋只好摆出一副义愤填膺
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押交苏州府收审”，陶阿
顺当即供出自己是受周福清指使。
　　七月二十七日陶阿顺送信一去不回，周福清就已知道事情不妙，
吓得生了病。
  他先避住上海，大约八月下旬返回绍兴，后来周福清自
知此事最终是躲不过去的，为了避免牵累亲朋和家人，就自行赴县衙
投案自首了。
　　保全了性命却败了家
　　在供词中，周福清竭力把这事说成不是经过大家计议过的，而是
他到北京探亲路上，途经上海时一时起意，事前有关的人并不知情。
  
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也只不过是一纸空票。因为那几家家道殷实，
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这样，他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
浙江巡抚崧骏接受了他这种供词并据以奏闻，其原因应该是崧骏也不
想兴大狱，这一点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折中有所反映。
  在这道奏折中，
他还报告了已做的处理：“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
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
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
以省株累。”
　　在这里，还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点，那就是周福清派陶阿顺给殷
如璋送去的只是带有周福清自写的“洋银一万元”字样的一纸“空票”
。
  这一点极其重要，与案件的最后结果关系极大。因为如果送去的是
一张可以兑现的钱庄期票的话，周福清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予一
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