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参考 
2。０２５处事与立言 
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 ［述论］
  大丈夫处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是”和“非”，最后坚持的也一定是“是”而非其
“非”，只论“是”、“非”而行事。
  所谓“是”，乃符合人道天道，利于群体，公众允
许之事，否则即为“非”。处为“是”之事，乃正道，否则为逆道。
  一个人一生要明辩是非、走正道，实不容易。因为，有些奸险小人在与你共事时，只图
一己的私利，不希望你依正道行事，而希望你按照他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做事。
  否则，他们便
想方设法阻挠你，打击你。如果你要是趋吉避凶，照着他的意图行事，就很容易失了正道。
因此，大丈夫行事，但问事情对错，而不管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福祸。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
士为真理而斗争，有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有的却因此而蒙冤，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  哥白尼因坚持“日心说”，遭到了封建神权统治的迫害，张志新因坚持真理被割断了喉
咙。许多无产阶级战士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宁死不屈，奋斗终生。他们宁愿把牢底坐穿，宁
愿献出生命和爱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  只要是对的，则义无反顾地去做，有勇气承担一切祸福，不因此而丧失人格。所
以，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
  著书立说，贵在言辞公允客观，不可偏私武断。这是其第一要义。因为，文章是给人看
的。若是观点有偏差，是非不辩，岂不是误导了众人?所以古人云：“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文须有益于天下”。
  “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古之圣贤在论书、诗、赋、
画时，特别强调行文的格调是否高尚，观点是否公允客观。
  曹丕认为，文章乃百年大业，一点也不差；而孔子“述而不作”，想必也是有道理的。如
果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语言美丽，包装很美，而内容偏私武断、或者有误人子弟之处，那真
不如不写。
  清朝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讲：
  实事求是，因寄所记。一切文字不外此两种，在赋则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丧
志，其赋亦不可已乎!因此，著作文章一定要客观公正，谨慎下笔。否则，率尔操觚，哪有什
么可看性呢?正所谓“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言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在言辞公允、客观、平正的基础上，还须精要详细，言无不尽。这样，
才是最可贵的。
  所以，大丈夫须不论祸福而处事，士君子要平正精神为立言。 
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 
日期:2004-8-15　作者:阿荣　阅读:51 
  标题 作者 内容    
 
　　孔子提出：“志不可夺”的观念，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可夺的意志。他又赞扬伯夷叔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是保持人格的尊严，不屈服外在的势力。
　　孔子又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所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
  孔子自己不赞同辟世，但实行“辟地、辟色、辟言”。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辟地、辟色、辟言，努力保持人格的尊严。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死亡是可厌的，但是有比死亡更可厌的，这比生命更宝贵的即是人格的尊严；比死亡更可厌恶的即是人格的屈辱。孟子举例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礼记·檀弓》所载饿者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即是孟子所说“乞人不屑”的例证。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宁死不屈。这是儒家所努力宣扬的。
　　人们常常引用孟子关于大丈夫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这三句之前还有三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这三句也有重要意义。“居天下之广居”，意谓有行动的自由；“立天下之正位”，意谓在天地之间有一定的地位，亦即确立自己的正当地位。孟子提出“立位”观念，亦即认为每人应确定自己在天下的位置，也即肯定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位”不是官位，而是人格的地位，孟子亦称之为“天爵”，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即是人的道德成就。
　　孟子又引述曾子之言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这一观点，近代学者称之为“以德抗位”，其实质是肯定品德高尚者的人格尊严，认为有道德的人决不屈于权势。
　　孟子又有“忘势”之说，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者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虽然游说齐梁之君，但赞扬不见王侯的贤士。
  孟子的一系列言论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
　　《礼记·儒行篇》提出了“可杀不可辱”的观点。《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这强调了刚毅精神。“可杀不可辱”即保持人格尊严，宁死不屈。“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即《周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杀不可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历代都有特立独行之士，坚持自己的志操，抗节不屈。
  尤其在民族危难之时，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更有许多志士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的一个方面。
　　儒家一方面宣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赞颂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君臣之义不可废也”。这种情况可以说表现了双重道德观。
  
  孔子既赞美文王、周公，又同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表现了双重标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到了今天，君权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个人对于民族的义务。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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