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
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
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二十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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