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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恕

李*** 22-04-17 全科知识

刘恕 (liú shù)[公元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生于宋仁宗明元年，卒于神宗元丰年，年47岁。《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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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资料

史书记载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饘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钜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钜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厉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摎死。《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人物生平

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官和川翁源知县。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马光自择英才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荐刘恕同修，转著作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其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汉代由刘攽分修，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郡齐读书志作49岁。此从宋史本传）少颖悟，读书过目即成诵。未弱冠，举进士，历官秘书丞。篇好史学，司马光编资治通，遇纷错难治者，辄以委恕。王安石欲引实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杀为辞。因言宜恢张尧、舜之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安石变色，恕不少屈寻以亲老告归，卒于家。恕著有文集及通外纪《四库总目》等传于世。刘恕从小就十分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八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一座皆惊，可见他幼时即已熟读经书。十三岁时，他想应制科考试，一次他去拜谒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皇元年(1049)，十八岁的刘恕登进士第。当时皇帝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二十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先谈注疏，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他为第一。其他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但廷试却没有考中，便再让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列为第一，一时名动望洋兴京师。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刘恕首先入选，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后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刘恕以风挛疾病逝，享年四十七岁。其父刘涣将他葬于星子城西。元八年(1092)十一月，其了羲仲又将他迁葬于江州德化县(治所在今九江市—)之龙泉。刘恕为人廉洁刚直，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很有其父的遗风。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象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雠)。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有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有御寒的衣物。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颖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司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送点衣物都不肯接受，可见其廉洁之甚了。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极佳了。他曾著书自讼，称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短，不舍秋毫”。他这种坦荡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明史法。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请看当时人张耒的概括：“其学自书契以来，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广至于郡国山河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先后，问焉必知，考焉必信，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室堂事。”这样博闻强识的人才汉色是难得的。难怪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恕也最受倚重。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多由刘恕处理。比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司马光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五代的.编写任务就交给了他。至于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实系全局副手”。所以，同修刘()等人都共推刘恕为先，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的确，刘恕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哈史学，献给了《资治通鉴》。熙宁三年(1070年)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年)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通鉴外纪》定的序中，他叹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刘恕还非常好学爱书。他自己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毫州(今安徽亳县)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毫州借阅。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

藏书故实

中进士后，先后任婺源县令、和川令，官至秘书丞。因得风湿病，右手足废，仍然修书不辍，卒于官。博极群书，尤擅长于史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受聘协助编修，每遇到史事纷杂难治者，则由他处理。尤以魏晋史事最为精熟，如历数、地理、职官、族姓皆了如指掌。《资治通鉴》的编成，他出力较多。协修《通鉴》时，家中藏书犹嫌不足，跋涉百里之外到宋敏求家借抄，遂读尽宋敏求家所藏之书。宋敏求每日为他置办菜肴招待，他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尽情抄阅宋氏藏书，以致眼睛患疾。苏轼曾赠诗赞他：“十年闭户乐幽独，白金购书收散亡”。其父刘涣，字凝之，好藏书，年老时称：遗子孙者无它物，盖唯图书也。刘涣子刘羲仲，字壮舆，号浪漫翁，亦好藏书。魏了翁在《遂初堂书目·跋》称：“王文献（溥）、李文正（昉）、庐山刘壮舆（羲仲）、南阳井氏（度），皆以藏书名未久而失。著有《五代十国纪年》、《通鉴外记》、《十六国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