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政策--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劳役赋税;同时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经济是衡量一代帝王政绩的最明显的有力杠杆。武则天继承了贞观时期的基本国策，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了首位，实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她在政纲《建言十二事》中把“劝农桑，薄赋徭”列为第一条，并由高宗诏令全国施行。“田畴恳辟，家有余粮”和“为政苛滥，户口流移”成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标准。武则天还组织北门学士编写了农书《兆人本业》，颁发全国各地，指导农业生产。
这时期的水利事业也有了重大发展。
在今天的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四川、浙江、江苏、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都兴修起了大小不等的水利工程，大的工程流经几省，有的能灌溉田地9万亩之多。
对逃户问题，武则天实行了比较优容的政策，规定逃户返业可以享受免租2年等种种优待。
垂拱2年(686)，曾下诏免去并州百姓的全部庸、调负担，终身不再交纳。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政策的宽容，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租佃契约关系。敦煌文书有“天授元年，张文信租地契”的记载，这表明武则天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口殷茂是封建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武则天时期的户口，由唐高宗末年的380万户，增长到中宗即位时的615万户，人口达3714万多，平均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九点一。在封建社会，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人口的增长，既是生产发展的结果，更加速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唐代国家长期统一，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的局面。
唐代出现了便于耕作的曲辕犁，利于灌溉的水力筒车和牛挽高转筒车，注重兴修水利，扩大了耕地和灌溉面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内部分工机制的加强，使这一时期官营和私营手工业都获得了显著发展。唐代创新的花釉瓷、绞釉绞胎瓷、釉下彩绘瓷及三彩釉陶等，以新的工艺技法，展现了唐代陶瓷装饰多样化的特点。出现了利用纬丝显花的纬锦，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锦。
绞缬、蜡缬、夹缬等印花工艺广泛使用，使唐代丝织品的纹饰色彩更加斑斓。精美富丽的金银器，铸造精良的铜镜等，均显示了唐代手工业发展的成就。
唐代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夜市、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坊
”、类似汇票的“飞钱”以及“行”的组织等，为宋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的扬州--
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在此修建迷楼，并于618年死在这里。 有唐一代，中国国力鼎盛，扬州也达到了极盛的巅峰，曾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的门户。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
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多中，扬州始终起著骨干作用。
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扬州专设司舶使，经管对外友好往来。唐代扬州和大食交往频繁。侨居扬州的大食人数以千计。波斯、大食、婆罗门、昆仑、新罗、日本、高丽等国人成为侨居扬州的客商。日本遣唐使 来扬州和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
扬州人李善在吸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注释的《文选》，旁征博引，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经散失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子李邕，不仅文章、诗歌很有影响，也是继虞世南、褚遂良之后的大书法家之一。大诗人张若虚为「吴中四杰」之一，仅《春江花月夜》一首，就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
684年，徐敬业、骆宾王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执政。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扬州遭到严重破坏。杨行密在扬州建立政权，史称「杨吴」，有短时间的经济恢复。不久，又陷入战争的破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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