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的，民族仇恨非常可怕，因为它可以代代相传，英国和爱尔兰的民族矛盾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政府，它持续了几百年直到21世纪才基本得到解决。
苏联时期大规模流放少数民族
俄罗斯资深民族问题专家季什科夫认为 “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 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
此前，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民族地方自治，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但不久他们全都遭到了厄运，这些民族的自治区域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所有族人全部遭到流放。
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他们日后或多或少都对苏俄产生了巨大的仇恨，成为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车臣人亦被斯大林“惩罚”
俄罗斯与车臣的民族矛盾可以追溯到18世纪沙皇入侵车臣，19世纪沙俄征服车臣并将其纳入帝国版图。
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称车臣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其将整个车臣族赶出世代居住的高加索，迁往哈萨克。
直至20世纪80年代车臣人才得以返回故乡，而此次迁徙更加深了车臣人对于俄罗斯的仇恨，为日后的车臣问题埋下祸根。
政治上同化经济上扶持的政策加剧民族问题
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
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大力扶植你的经济。
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在搞强制同化的同时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消除同化政策的口实。
并且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
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相反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和“没有民族歧视的政策”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
苏联解体民族矛盾集中爆发
据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
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
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任何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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