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瓷事件层出不穷，究竟是为何？
我国碰瓷事件频发的原因
“碰瓷”这个词，来自北京方言。简言之，就是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如假装受伤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碰瓷"并非新鲜事，它最初起源于清朝末年。“碰瓷”现象却愈演愈烈，并呈蔓延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碰瓷”事件的猖獗，不仅给受害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使我国社会大众陷入了冷漠，孤立的状态。为了保护自己，人们在遇到危机时不敢挺身而出，更不敢向陌生人伸出援手。这样既不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功能受到极大削弱。
至于为什么碰瓷事件时有发生，我们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严格意义上的法治本位式思维方式尚未成为主流。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却对各种事故发生时，各种责任的承担主体、承担方式及比例划分作了明确规定。
但各级司法人员始终摆脱不了建国初期所倡导的维护稳定、服务大局等惯性思维所形成的桎梏，并在近期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如照顾弱者、牺牲为大等的引导下，往往偏离了法治的初衷和立法者的本意，作出了与公平、正义等原则相冲突的决定。其后果就是判决带来的消极影响，大大超出了司法工作者的预期，导致法治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受到严重削弱。
监测设施覆盖不足，造成举证困难
近几年，我国的监控设施虽逐步完善，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监控覆盖率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此外从机动车驾驶员来看，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行车记录仪等有效的取证工具还没有普及。
这类案件如果发生在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警方、保险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太空卫星成像系统、路面监控系统和事故当事人自有取证系统，了解事故发生的来龙去脉。
全流程非常透明，基本没有模糊责任的环节。因为西方国家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硬件设施极其完善，使得事故当事人在责任划分上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从而可以有效地从源头上杜绝碰瓷现象。比如日本，新加坡的惯例
但由于我国监控设施不完善或存在空白，导致刑侦手段相对落后，取证和认定难度大，事故各方责任难以界定，从而给铤而走险者留下了可乘之机。
对碰瓷行为人的处罚偏轻，导致参与此类行为的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
“碰瓷”案件呈上升趋势。部分案件事实不清，责任难以划分的，法院往往判决救助人，或者由驾驶机动车的人承担赔偿责任。更具代表性的案例有：2006年11月的彭宇案；2009年10月的许云鹤案。
一些类似的案件，即使最终有证据证明救助者或机动车司机是被诬陷的，在公共权力的干预下，也不过是以碰瓷者向被诬陷的受害者道歉等极轻微的惩罚方式结束。如此与碰瓷行为人应负的责任极不相称的处理方式，往往不能形成对心存侥幸的人的有效震慑，反而激发了一部分别有用心者的赌瘾心理。由此使得碰瓷现象在社会上愈演愈烈，并呈蔓延之势。
正确定性分析“碰瓷”案件，坚持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正确判行为人有罪。它既是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发生的必要前提，又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要预防和打击犯罪，就必须对犯罪行为进行正确的定性。
玫瑰送人，手留余香。助人为乐本身就是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快乐的事。但现在，面对助人这个话题，人们体会到的并非温暖，而是焦虑，甚至可以说是胆寒。
这个小小的“碰瓷”问题，折射出的不仅仅是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丑恶，它也在提醒我们要从根本上思考，从制度上完善，从行为方式上转变。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使中国梦早日实现，希望社会各界携起手来，从立法、司法、行政等各方面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共创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