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全国每年也就10万件左右。这个数字相比于民事、刑事案件以及信访案件的数量就是一个“零头”。不仅如此，“民告官”诉讼的开展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这些“零头”数量的案件也存在告状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到民告官制度功能和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民告官不再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完善诉讼制度，从立法上解决制度障碍。《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狭窄，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保护的要求，也不能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更广泛的监督。应当修改立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民告官范围，至少应当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民告官的范围。
从实践看，规范性文件违法、冲突、侵犯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行政机关自身的监督和人大的监督，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替代人民法院的诉讼监督和救济。 从制度和体制入手，增强法院抗干扰能力，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都管着法院，法院在很多方面受制于行政机关。
在这种体制下，法院审判行政案件在很多时候就不得不有所“顾忌”，违心办案、拖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应当适当改变这种体制，让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当地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另外，调整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实行错位管辖。例如，在区域管辖方面，可以将本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案件转移到异地法院审理，减弱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扰力。
又例如，在级别管辖方面，可以提高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以县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以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由高级法院管辖，或者组建大区法院专门审理行政案件，等等。 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行政案件，除了有其他因素干扰外，就是法院自身有法不依的问题。
解决这类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严格责任制和问责制。对于行政案件的起诉与受理情况，要作为复查检查案件的专项内容，也应当作为考核法院和领导的指标。 二是对于不受理起诉的，法院必须作出书面裁定。既不受理起诉又不裁定驳回的，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无论什么原因和借口，都应当追究责任。
三是从诉讼救济制度上进行完善，对于不受理又不裁定驳回的起诉，可以明确规定上一级法院就是管辖法院，这样，可以通过上一级法院的管辖受理，保证起诉人的起诉权，因此也可以增大下级法院压力，使之减少和消除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做法，解决民告官“进门难”的问题。
清理各地法院通过各种形式作出的限制原告资格的“条条框框”，放松对原告资格的限制。民告官难首先就是“进门难”，其中就包括对原告资格的种种限制。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告资格是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受到行政机关行为的实际影响等。
但这些法定标准在实践中，有些法院则以会议、文件、规定、讲话等种种形式进行“修正”。例如，征用土地纠纷案件中，限制农民不能告征地批文。其实，在法律上早就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法院没有司法解释权。 法院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有时会与被告方进行协调，甚至向被告及其上级机关或者领导进行“汇报”，有的被告机关也会以领导机关自居，要求法院或者办案法官向其“汇报”。
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也是不公正的。司法的生命就是公正，案件审理者与案件当事人之一的被告坐在一起单独协调或者“汇报”，就缺乏起码的公正、公开，应当明令禁止。法院的诉讼活动，应当是在双方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法院单独协调和“汇报”的案件，应当作为撤销判决的理由之一明确规定下来，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制度。被告负举证责任，这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完全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既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但实践中，有些法院却让被告和原告共同承担举证责任，使原告实际上处在不利地位，或者是法院与被告一起来审查原告的行为是否违法等。
这些做法，从根本上颠倒了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行政的功能，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本质，应当明确予以纠正。 合法界定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解决民告官难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不是立法，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而且行政诉讼又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更不能以规范性文件为法律依据来审理行政案件，否则，民告官难的问题还是无法从依据上得到解决。
被告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这一条规则完全可以明确下来。另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的上级机关就该案件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应当无效，不能适用于本案，这也应该明确规定下来。那种一边应付着法院打官司，一边向上级机关“求救”要“支持”和“依据”的做法，实际上是干扰法院依法办案的另外一种形式。
而且，这种“现炒热卖”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是针对特定案件的“量身定做”的，有利害关系，不能适用于正在审理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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