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满族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一生创作文学作品多达九百万字，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15日济南沦陷的前夕，当时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告别妻子儿女离开了济南，挤上南去的最后一趟火车，只身前往武汉参加抗战。
冯玉祥将军曾经作打油诗一首这样形容老舍先生参加抗战的热忱：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子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老舍到达武汉后，结识了各地来的作家、各党派的领导人士以及许多社会名流，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救国的大业。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武汉汉口商会大礼堂隆重举行，500多名文学艺术家参加了大会，邵力子、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等都发表了讲话。经投票选举，老舍与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陈铭枢、巴金、张道藩、许地山等45人当选为理事。
1938年4月4日“文协”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选出老舍、胡风、郁达夫等15人为常务理事。老舍被各派人士一致推举为总务组组长，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从“文协”成立到抗战胜利，老舍连选连任，始终担任总会的领导工作。 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老舍致力于抗战通俗文艺的写作。
老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写道：“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
”1938年11月，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内收三段鼓词、四部抗战戏剧和一篇旧文体抗战小说。这一时期，老舍在《抗战文艺》、《抗战画刊》、《抗到底》等抗战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1938年夏，武汉危急，老舍、何容、老向夫妇和“文协”专职干事萧伯青一行携带着“文协”的印鉴和文件离开武汉，迁往重庆。
8月14日，老舍到达重庆，居住在重庆青年会里，直至1940年8月房屋被炸毁后才离开。 1939年4月下旬至5月4日，老舍为给“文协”筹款，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抗战话剧《残雾》。这部四幕话剧揭露与鞭挞了大后方的贪官污吏勾通汉奸，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
1939年11月，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首演。 1939年6月26日至12月9日，老舍代表“文协”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赴西北八省慰问抗日将士，先后到了五个战区，行程二万多里。9月10日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边区领导的欢迎。老舍将这次慰问活动中的所见所闻以新诗的形式记载下来，断断续续在报刊上发表，经过一年多写成长诗《剑北篇》，1942年5月在大陆图书公司出版。
诗中高度赞美了西北的壮丽山河、名胜古迹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明，遗责了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暴行，歌颂了抗日军民誓死捍卫祖国浴血战斗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1940年1月，老舍与宋之的合写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讲述了回汉两族同胞团结抗日的故事。
这部话剧于1940年4月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抗建堂隆重公演。 1940年6月至8月，老舍应军界朋友之约创作完成了话剧《张自忠》，剧中描写了张自忠将军坚持抗敌、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1941年1月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公演此剧。 老舍在青年会的住房被日军飞机炸毁后，老舍搬至白象街《新蜀报》社里。
1943年11月，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到达重庆，与老舍团聚，一家人定居在北碚蔡锷路24号的小楼里。胡絜青向大家讲述了北平沦陷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以这些真实的材料为背景，于1944年1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重庆写完了前两部《惶惑》和《偷生》。
第三部《饥荒》于1948年在美国写完。 1944年4月17日重庆文化界在百龄餐厅举办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茶会，邵力子、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茅盾、顾一樵、孙绳武、张道藩、沈钧儒、董必武、杨云竹等相继发言。北碚、成都、昆明等地的“文协”分会也举行了纪念会。
抗战的八年间，老舍还先后到万县、成都、青城山、灌县、昆明等地了解各地抗日宣传工作和“文协”活动情况，并发表演讲。抗战胜利后，老舍写了长篇回忆文章《八方风雨》，记录了他的八年抗战生活。老舍为抗战文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作品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成为了鼓舞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有力武器。
附抗战时期老舍照片一张:。
１９４２年，应爱国将领冯玉祥邀请，老舍从重庆来到成都。这已是老舍第四次来到成都。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第二次在三年前，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仅停留了二天；第三次是慰劳归来，在成都小住四日。前面三次，老舍都是过客，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并没有对成都留下太多的印象。
这一次，老舍不仅游览了青城山、都江堰等风景名胜，还在成都呆了将近一个月，走街串巷，访朋寻友，地地道道地了解了成都的风土人情，见识了一个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成都。在老舍的自传和回忆录中，一直对成都赞不绝口，这四次短暂的邂逅，写下了老舍和成都的故事。
一程山水一灌县 １９４２年８月９日大早，老舍从重庆向灌县（现都江堰市）出发，随行的有老友王冶秋、赖亚力等人，一路上很是热闹。１９３７年，老舍从济南逃亡到汉口，接着又从汉口到重庆，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在重庆，老舍的生活极为贫困，他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面，重庆的夏天像蒸笼一样，让老舍很不适应，“身上汗多得擦也擦不掉，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
”加上身体又不好，老是犯病，景况很是糟糕。这一次有机会可以出去散散心，让老舍很是欣喜。 １１日，老舍一行来到灌县。灌县不大，却处处是水，这让打小长在北方的老舍特别兴奋，他形容灌县“像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
”老舍住在一个临水的洋房里，两面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住，一到晚上，就听到水拍乱石的声响。门外是静静的稻田，放眼望去，便能看到青翠的青城山。走在灌县的小街上，老舍在这个宁静的小县城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和清静，在这里，他见到了平生最大的鸡蛋与大蒜大豆，“雪山的大豆比胡豆还大，雪白发光。
”看着街边药材店里的“雷震子、贝母、虫草、熊胆、麝香和许多说不上名儿来的药物”，老舍突发奇想，“要到西边的山地与草原里去看一看，到山中去割几脐麝香，打几头大熊。”其时，青年团正在灌县举行夏令营，有上千名男女学生，男生穿着汗衫短裤，女生穿着短裙，赤脚着草鞋，背着大草帽，女生也跟男生一样练习马术，结队穿过街市的时候，老舍也挤在人群中观看，灌县的百姓一时还不能接受女子穿短裙骑马，纷纷吐着舌头，老舍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著名的水利枢纽都江堰就在灌县，老舍第二天和友人游历都江堰，他们先是来到二王庙，祭拜李冰父子。二王庙依山取势，宏伟秀丽，站在庙的高处，放眼望去，河水飞流直下，气势磅礴，很是壮观。都江堰的竹索桥很有特色，两排木柱，柱上有四五道竹索子，形成一条窄胡同，下面再用竹索把木板编在一处，便成了一座悬空的桥，风一起，桥随风摇动，让老舍觉得很是有趣。
他看着下面的急流，久了连叫头晕。观看都江堰让老舍感慨颇多，他在自传中写道，“治水和修构竹索桥的方法，不定是经过多少年代的试验与失败，而后才得到成功的。而所谓文明者，也不过就是能用尽心智去解决切身的问题而已。假若不去下一番功夫，而任着水去泛滥，或任着某种自然势力兴灾作祸，则人类必始终是穴居野处，自生自灭，以至灭亡。
”而眼前满目疮痍的社会，不是干旱便是闹水，甚至一些蝗虫也能让百姓吃树皮草根，老舍不禁发问：这是什么文明与文化呢？ 灌县的茶水很便宜，这让酷爱品茶的老舍很是满意，“城里五角一碗，城外三角，再远一点就卖二角了”，灌县遍地是水，青城山又产茶，老舍甚至动了在这里归隐的念头，他写道，“等我练好辟谷的功夫，我一定要搬到这一带来住，不吃什么，只喝两碗茶，或者每天只写二百字就够生活的了。
”看得出来，对于安静的灌县，老舍很是留恋。 一抹青翠一青城 在灌县呆了十天，老舍一行动身去青城山，青城山在灌县西南４０里，一路上风景依旧迷人，有山有水，老舍写道，“渠溪有的浑黄，有的清碧。溪岸上往往有些野花，烂漫得很，在树荫下悠闲地开着。
”在四川玩了个把月，老舍也总结了点游山玩水的诀窍，他对随行的王冶秋说：“风景好的地方，虽然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上清宫鸳鸯池，是两口一方一圆、一干一湿的井；天师洞降魔石，是由山崖裂开的一块石头，传说是被张天师用剑劈开的。
老舍看到这些古迹，就觉得一点都没有自然风光来得美丽，那成片成片的山和成把成把的青，才是他心目中的青城山。 在上清宫山头，看着脚下青碧千顷的平原，老舍心旷神怡，不吝赞美之词来形容眼前青翠迷人的山水，“山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好像山上的滴翠慢慢流到人间去了的样子。
”与世无争的山水让老舍非常留恋，“在此，早晨可以看日出，晚间可以看圣灯；就是白天没有什么特景可观的时候，登高远眺，也足以使人心旷神怡。”天师洞，与上清宫相反，藏在山腰里，四面都被青山环抱着，老舍固执地认为，叫天师洞不是很贴切，他还取了一个挺文雅的名字，认为应该叫“抱翠洞”，惹得同行忍俊不禁。
老舍还试图解析青城山得名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青城山东面微斜，长满了树木，占了一个“青”字，山的西面，全是峭壁千丈，如城垣，占了一个“城”字。他认为青城山“实是占了许多好处，山不厚，由“青”的这一头转到“城”的那一面，只须走几里路便够了；也不算高。
山脚至顶不过十里路。”不过，它“青的出奇，不像深山老峪中那种老松凝碧的深绿，也不像北方山上的那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的青色是包住了全山，没有露着山骨的地方”。笼罩青城山的全是竹叶，在老舍看来，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
” 青城山的青色引起了老舍的无限遐想，“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
假若你非去形容一下不可呢，你自然的只会找到一个字——幽。”老舍晚上宿在道观中，开门可以看青山，卧床可以听流水，山中有一种报更鸟，一到晚上，梆梆地呼叫，与柝声极相似，这些鸟一辈子也不飞出青城山，也只能打三更，无论是傍晚还是深夜，只会“梆梆梆”叫三声，让老舍觉得特别有趣。
白日游山，夜晚听报更鸟，“悠悠”的就过了十几天。８月份到了，寺中的桂花也开始放香，老舍一行恋恋不舍地离别了道人和青城山，临行时，老舍还想捉只报更鸟带走，训练一下，让它从一更报到五更。 一方市井一成都 老舍很喜爱成都，他说，成都很可爱，因为有许多地方像北平。
生在北京的老舍长年流亡在外，看到成都，便觉得可以稍稍减去些乡愁。在老舍看来，地方跟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成都的性格就像他熟悉的北京，所以虽然呆的时间不长，也很是熟悉，而且“会借它的光儿写出一点东西来。”不像上海，总摸不着他的性格，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快到成都》一文中，老舍表达了将要到达成都的兴奋，他这样写道：快到成都，快到成都！成都！成都！从小学地理上就知道它“地处盆底”！究竟什么是盆底？加快了速度，汽车似乎了解客人的心急。到了吗？快到了吗？啊，在哪里？ 老舍急切地想来到成都，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鲜，漫步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看看悠闲的成都人家，“扁扁的腊味猪头悬在檐前，像些老大的蝙蝠睡着午觉，里边还有多少样小吃食，坛罐上标着红签，样样精巧；几片洁白的丝棉悬在另一家，瘦脸的衣匠缝着蜀锦被套；每一家小食馆有他特有的作风，门外标着离奇或雅趣的字号；再过去，也许就是一条深巷摆着鲜花，金桔和水仙一束束的香色俱妙。
”“几间屋宇的堂皇，几个汤圆的精美，几疋蜀锦的光柔，几家庭园的明媚。”这就是老舍对成都的概括，他在《可爱的成都》中写道，“我爱成都，因为它有手有口。”北平有许多精巧的好东西，成都比北平还多，“存着民族的巧手”，成都是当时的手工业中心，老舍觉得这就是一双“手”；其次，“成都人多数健谈，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因为有话可讲。
”精巧的“手”，健谈的成都人，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还经常跟着老朋友候宝璋到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店和旧书店闲逛，说这才是一个肃静而风趣的老成都。在成都期间，老舍还去听了两次川剧，老舍觉得这是平生最快意的事，他特别满意贾瞎子的竹琴乐器只有一鼓一板，腔调也很简单，可是“他唱起来仿佛每一个字都有些魔力，他越收敛，听者越注意静听，及至他一放音，台下便没法不喝彩了。
”贾瞎子的每一个字都像“一个轻打梨花的雨点，圆润轻柔；每一句是有声有色的一小单位；字字有力，句句含情。”老舍听了几次，仍然不过瘾。老舍还爱学唱川剧，不过，这口川腔可不好学，在云南，老舍听了几次昆曲，能哼个一句半句，可是，川剧老舍听了几次，依然一句哼不出来，最后只得无奈地表示，“川剧太复杂了，在牌子上，在音域上，比任何中国的歌剧都复杂的好多。
”假如学会了几句川剧，“大概就可以不怕学不会任何别的歌唱了。” 一生真情一碗茶 在成都，老舍遇到了很多老朋友，所以他觉得“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老舍曾在齐鲁大学教过书，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友人，抗战后，各自流亡，没想到阴差阳错，却能在成都重逢，让他欣喜万分。
在华西坝，又遇到了几个山东大学的校友，更让他“惊喜欲狂”。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个人，生命的一半是活在朋友中的，如果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我便不能不“因人及地”地喜爱成都了。在开明书店，老舍碰到了叶圣陶。叶圣陶精神不错，只是头发已经满了头，子女写了不少文章，准备出个集子，让老舍写序。
在成都，老舍还看到了郭子杰、陈翔鹤、瞿冰森等很多同行，这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握手的时候，不由得彼此先看看头上的白头发。可惜，李吉力人当时恰好去了乐山，这让老舍感到十分遗憾。 老舍爱茶，在北京的时候，便经常泡茶馆，用他文人独特的感觉去体验周围的民生，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代表作《茶馆》就是写了老北京的茶馆。
北京有大碗茶，成都有盖碗茶，尤其是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喝着很是够味，成都大街小巷全是茶馆，比北京还多，跟成都的老友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看着“种着楠树的街巷，在冬晨的薄雾里，一群群提着书包墨盒的男女小孩，说着南北各方的言语。”也许，喝茶，访友，这样的生活，才是老舍心目中的成都。
老舍说，抗战胜利后，他还想再来成都，多住些时候，写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小说。不过，这终究成为了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解放后，老舍一直住在北京，安度晚年。文革时，老舍饱受压迫，身心和精神受到严重创伤。１９６６年８月，人们在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
老舍最终选择了用生命来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一个文人的自豪，就像当年在山东为了气节流亡到武汉、重庆一样。 老舍简介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满族。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第二年写出处女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1936年夏，老舍开始从事专业写作，创作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文革期间，老舍受到迫害，于1966年8月投太平湖自尽，终年68岁。 。
老舍生平
老舍（1899～1966） 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 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 会。
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
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参加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老舍在重庆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
在这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也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对老舍来说，重庆八年，是艰难而又丰收的不平常岁月。
老舍初到重庆，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很小的机器房内，屋子又黑，响声又大，实难忍受。后来，住房有所改善，但工作条件仍十分艰苦。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青年会附近变成了火场，老舍随“文协”会所暂时移住重庆郊外的南温泉。
以后，应冯玉祥先生之邀，老舍又先后到陈家桥、歌乐山住过一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定居北碚（注：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将定居北碚的时间误记为1942年，实应为1943年。参看李萱华：《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其间，一九三九年夏天老舍曾随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同年年底返渝；一九四一年秋天，应西南联大的邀请，与罗常培先生同行，到云南讲学约两个多月的时间。
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未曾出川。
“文协”总部迁到重庆以后，每二年改选一次理事。在理事会的历次改选中，老舍均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八年期间，“文协”以老舍为轴心，扎实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为保障作家的稿费版税进行斗争，以至捐献劳军、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渗透着老舍的心血。
由于“文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重庆及全国文艺界的统一与团结大为增强，文艺在为抗战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文协”对于抗战的贡献，又是在不断克服阻力中取得的。阻力来自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曾被鲁迅斥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以冷潮热讽的态度对“文协”进行攻击：“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
”梁实秋还宣扬，他的副刊欢迎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作家“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以此对抗“文协”为抗战服务的方针。针对梁实秋的攻击与谬论，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老舍写道：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
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
（注：见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这封公开信，慷慨陈述团结抗战之理，义正辞严地对梁实秋及其幕后支持者进行了揭露与批驳，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张道藩亲自出面干涉，阻止了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屡生事端，“文协”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从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愈加消极于抗日，而专事反共，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极大地破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酿成了严重的内战危险。“文协”总部地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每有活动，常遭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
一九四二年十月间，“文协”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以茶会形式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作为主持人的老舍刚要登台讲演，即有八、九个流氓闯入会场，将老舍架了起来，推推操操，至使会场大乱而散。来年“文协”召开鲁迅纪念会时，亦遭特务冲击。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时常对进步作家进行跟踪，甚至无理扣押，每遇此事，老舍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进行营救。
一九四○年三月，方殷、魏猛克被重庆稽查处扣押，就是老舍具保营救出来的。一九四五年一月骆宾基被捕，也是老舍四处奔走，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营救出狱的。面对这种局面，老舍异常气愤，他曾经坚定地表示：“我扛的就只有这块招牌，你重庆不让挂，我可以挂到延安去！”（注：楼适夷：《忆老舍》。
）他一方面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失却革命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多方面应付，使抗日文化活动避免受阻中断。此番重任，实为艰难。无乃茅盾同志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关于这一段的“文协”工作，老舍自己也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注：《八方风雨》。）这番话，可见老舍的艰难处境，也可见他的宽阔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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