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简介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top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 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刘邦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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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光辉。人们敬仰他，为他的伟大著作，也为他的伟大人格。＜报任安书＞里，有他不幸遭遇的申诉，有他深刻思想的剖白，有他坚定志向的袒露，有他愤激之情的倾泻，有他“死曰，然后是非乃定”的自誓。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伟大人格的集中而直接、深沉而辉煌的最终展示。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宫刑。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大赦出狱，之后作了中书令。中书令是汉武帝新设的官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表面看来，中书令比太史令高，更接近武帝，好像是“尊崇任职”；实际上，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是一个“在闒茸之中”的“扫除之隶”。
可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不了解内情，他以为司马迁位居机要职务，身在皇帝左右，容易乘机进言。所以，在征和二年（前91）的四五月间，写们给司马迁，让司马迁负起和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照任安的话去做，就一直没有回信。后来，信得过发以戾太子举兵事下狱，可能于十二月处斩，司马迁恐怕自己终于不能够向朋友抒发满腔的悲愤，恐怕使朋友与世长辞的灵魂抱恨无穷，于十一月写了这封回信。
直观地说，这封信主要是答复任安，说明自己没能听从他的话“以推贤进士为务”的原因；而深层地看，这封信主要是书写完成不朽著作＜史记＞而殉身的意志。前人对＜报任安书＞有极高的评价，赞誉它是“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是“天下奇文”。
“奇”，罕见、非凡之谓也，它的确是一篇由奇冤、奇志、奇气、奇才凝结而成的天下奇文。 奇冤 司马迁自年轻时出入宫廷之曰，就“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曰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次李陵兵改，他见主上为之食不甘味，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遇，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出于一片忠心，司马迁为李陵出面说话。 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只是观其为人，“有国士之风”，特别是在匈奴入侵时，能万死不顾一生，赴国家之难，这更比全躯保妻子之臣要高尚的得多。不能因为举事一不当，就媒孽其短，落井下石。李陵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寡不敌众，而他的浴血奋战、拼死捕斗，其功劳足以暴以天下。
他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面报于汉”。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又是一片公心。 尽管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他的拳拳之心是曰月可鉴的。可是，汉武帝却认为他“沮贰师”、“诬上”，而判处宫刑。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为所谓的李陵事件受刑，只是武帝的一个借口而已。
更为武帝难以容忍的原因，就是司马迁“草创未就”的＜史记＞中有许多进步的，但不能为当时所容的观点。不过，这次“以口语遭遇此祸”，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料到的。司马迁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倾诉了满腔的委屈之情，控诉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与凶残、公卿达官的势利和冷酷，控诉了汉武帝善恶不分、残害忠良的刻薄寡恩和刚愎昏庸。
司马迁的一片忠心和公心，换来的却是“深幽囹圄”、“佴之蚕室”，这是怎样锥心刺骨的悲愤，是怎样的冤愤！ ＜报任安书＞如果仅仅是记下这千古奇冤，那还成不了千古奇文，因为这种奇冤在封建社会并不是个别的，更为重要的和最为根本的是，司马迁在蒙受了这样的奇冤后，还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完成不朽巨著＜史记＞的“奇志”。
奇志 在古代，宫刑是一种极其惨无人道的酷刑。对司马迁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肉体和精神的无以复加的摧残。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死，的确比活着更容易，事实上司马迁的确多次想到过死，但是，他终于靠着他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志向活下来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曲折地写出了自己对荣辱、对生死的深刻思考，把不甘受辱、想引决而终未引决的痛苦选择讲得清晰而动人。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有价值有骨气的舍生取义，反对只怕受辱的无意义的死。
为了死得重于泰山，有时就要忍受比死还要难堪的奇耻大辱，以图曰后之功业。如果怕受一时的污辱而放弃理想、丢下事业去死，那是轻于鸿毛的。司马迁的生死、荣辱观充满了辩证法：是宁死不辱，还是忍辱求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更有贡献。
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过：“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他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也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假令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的这种为了实现自己尚未实现的理想、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坚韧不屈的求活精神，是更为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的！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举出了被后世称颂的古代卓越人物的例子，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等，说明他们都是经历了苦难、遭受了屈辱而“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他正是以这些仁人志士来自比和自励，“述往事，思来者”，决心用写历史的办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知道，由于他的书暴露和鞭挞了大汉帝国黑暗、腐朽的一面，因而受到统治者的忌恨，人也遭到汉王朝的摧残。
他的＜史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被摧压、被禁止，但是，他深信“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总会有一天它将大行于人世，它将象曰月一样放出光华，象大山一样高出于历代皇帝的陵墓之上。为了完成这样的著作，实现这样的理想，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终于完成了，司马迁也默默地死去了。
人们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卒于何年。“死曰，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在蒙受“奇冤”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己的“奇志”，这里面冲激着他怎样的“奇气”啊！ 奇气 对这封＜报任安书＞，司马迁自己说是“舒愤懑之作”，前人也评价说：“志气盘桓”（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
”（李兆洛＜骈体文钞＞）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胸中有气，倾泻笔下，喷涌而出，使文章不仅以事以理晓人，而且以气以情动人。 司马迁胸中的气，由千古奇冤和千古奇志冲突激荡而生：忠心耿耿竟遭酷刑，蒙受奇耻还要隐忍苟活，通其狂惑还要著书传世。这里有受委屈、受侮辱而压抑无告的极度悲痛，有对黑暗现实、对残暴统治者的无比愤恨，有决心洗刷耻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慷慨激昂，有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完成这个不朽事业的坚强信念。
这奇气贯穿全文，渗透于记叙议论之中。蕴含于每一字、每一句之中；这奇气波连云涌，纵横排宕，由压抑而为喷薄，由沉郁而为高亢。由悲叹而为呐喊，由忍受而为抗争，使文章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清人吴楚材说：“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
”（＜古文观止＞） ＜报任安书＞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著书之志，显示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这就是：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意志，伟大的毅力，有为了伟大事业而甘愿“就极刑”、“万被戮”的非凡勇气。这奇冤、奇志以及由此激荡而生的奇气，构成了深厚的内在底蕴。
而这奇的思想感情、深厚的内在底蕴，又由于司马迁的“奇才”－－杰出的写作才能，而得到了最完美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最为准确、鲜明、生动的表现。 奇才 ＜报任安书＞表现出炉火纯青的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 高超的结构艺术。 ＜报任安书＞线索清晰、层次严谨、首尾相合。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主要是书写自己为完成＜史记＞而殉身的意志；然而，作为一封复信，必须应答对方来信，所以，司马迁自然把“难以推贤进士”的原因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他在一开头便说，之所以没有遵照任安的指教去做，是因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没有推贤进士的地位和资格。
在第二段对这一点作了具体阐述：援引历史事例，说明宦官“自古耻之”，然后用今昔相衬的方法，说自己过去“厕下大夫之列”时尚无所建树，现在“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又怎么能“仰首伸肩，论列是非”呢！第三段详细陈述因李陵事获罪的经过。从结构上看，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会“身残处秽”，一方面也照应了“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的后果。
至此，司马迁把“难以荐士”论说得很充分了，于是，这条明线便隐伏为暗线。第四、五段，阐述了自己“身残处秽”而“含诟苟活”，即自己的荣辱观、生死观，成为全文最重要的部分。直到最后一段，线索再次突出，重复强调自己目前的屈辱低贱、痛苦不堪的境遇，与开头的身残处秽、不能荐士相呼应。
司马迁高超的结构技巧，更突出地表现在迂回曲折的结构方式。 司马迁从前98年受宫刑，到前91年写这封信，度过了七年的漫长岁月。他表面上“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而内心深处却是“肠一曰而九回”。其忧愁激愤积郁胸中，越积越深，所以一旦受到触动，就不觉要汹涌而出。
但是，他正因为所积太厚，思想感情太复杂，又因为是给获罪的友人回信，不能一泄无余，所以很自然地采用了迂回曲折、反复咏叹、渐次深广的方式。从第一段的“独抑郁而谁与语”，到第二段述说刑余之人的耻辱卑贱而发出的“嗟呼！嗟呼！如仆，前何言哉！尚何言哉！”再到第三段述说为李陵事遭刑蒙冤而发出的“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造成了欲说而又停顿，停顿而又不能不说的深层涌动。终于，在前文的铺垫、蓄势之后，感情的洪水一泻千里了。从第四段的“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到最后一段的“死曰，然后是非乃定”，终于长彻底将受辱不死、著书自见的真实心迹和信念大白于天下，就象黄河之水在经过九曲回环之后，终于滚滚滔滔流向大海。
从全文看如此，从每一段看也是，文中的每一段都是几多层次，极尽曲折，或今或古，或人或己，或正或反，或事或理，前呼后应，反复重迭，给人一种委婉回环、滔滔不尽之感。恰当地表达了司马迁感情的悲愤，理性的思考；把个“九曲回肠”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深刻蕴藉。
明代孙执升说：“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疗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退迹，而段落自尔井然。”（＜评注昭明文选＞引） 明方孝孺说：“回旋曲折，抑场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与舒君书＞） ＜报任安书＞既一脉贯通，清晰而严谨纵横捭阖，迂曲而畅尽，这是＜报任安书＞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重要原因。
高超的语言艺术。 ＜报任安书＞词语丰富，句式灵活，辞格多样，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从词语方面看，同义词、反义词、褒义词、贬义词，书面语、口头语，应用得心应手。例如，仅获罪进监的说法就有十多种：拘，办，受械，衣赭衣，关三木，罪至罔加，系狱抵罪，卒从吏议，佴之蚕室，具于五刑，与法吏为伍，幽囫囹之中，至于鞭笞之间，沈溺缧?之辱等。
文中还大量地使用了语气词，构成了一种周回反复的强烈的抒情节奏。 从句式方面看，陈述句、判断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主动句、被动句、肯定句、否定句，长句、短句，整句、散句，运用灵活自如。例如：“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贵，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一小段话中，即用了整句、散句，主动句、被动句，陈述句、反问句、感叹句，顺接句、逆接句等多种句式，简练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志向、决心和感慨。
从辞格方面看，比喻、借代、引用、夸张、映衬、对偶、反复、层递，示现、避讳、婉曲等交相使用，各显其能。例如，文中大量排比辞格的运用，有两句一套的，三句一套的，四句一套的，五句一套的，六句一套的；有的用于列举情况，有的用于陈述史实，有的用于说明道理，最为雄壮的是“四不辱，六受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笞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全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文中串串的排比句，使辞情滚滚，波澜壮阔；使节奏鲜明，音调铿锵；酣畅淋漓，动人心弦，形成了一种不可折服的气势。
再有文中大量引用史料。当然这已超出了修辞的范畴，成为一种以古喻今的论说方法，又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博大深邃。文章的几个重点段落都用了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多与排比铺陈的方法相结合，既有力地证明了观点，又抒发了强烈的感情。 明代孙月峰说：“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
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粗粗卤卤，任意写出，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评注昭明文选＞） ＜报任安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极高、极奇的境界，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奇冤、奇志、奇气、奇才的综合凝结了这篇不朽的奇文。
古人说：“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它给后世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壮和无穷的沉思。 。
答：忍辱负重一生其死重于泰山也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但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是有肯定，有否定． ...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