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军政大权。皇帝幼小昏庸，受宦官愚弄。这一看法不够科学，根本的原因应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造成。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对于宦官还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对其防范极严，禁止其干预政事，并制定了一系列禁止宦官专权的条例。然而时隔不久，他定下的规矩就被他一手打破。洪武八年(1375年)，他遣中官赵成前往河州与少数民族部落互市，首开中官出使之先河[1]。
从此以后，明代宦祸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明朝宦官走上政治舞台，是在“永乐靖难”之后，据《明史》记载：“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1]永乐十八年(1420年)，宦官组成的东厂作为特务机构正式成立。 对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有明之后，许多古代史学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朝《明史》撰写者们及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的观点。 《明史》撰修者认为，宦官专权乱法首先是因为“太祖之制，成祖违之，贻子孙之患”[7]。其次是由于“太祖罢相”，“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尽归宫奴”。太祖惟恐皇权旁落，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胡惟庸谋反事废中书省罢丞相，并于二十八年下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
”[8]然而，废相之后，天下大权不能无所寄托，因此，内阁制度先建立起来，可当内阁有了丞相之实的时候，又不能为皇帝所容，于是最终相权落到了司礼监手中，使宦官专权乱法有了政治上的资本。 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对这种观点也持赞同态度，他认为：“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9]在此基础上，他对宦官专权又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3]黄宗羲认为皇帝的穷奢极欲才是宦官专权的直接原因。 总的来看，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具有不同于前代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皇帝对传统的皇权派生物——官僚制度不信任。
在君主专制主义被太祖朱元璋继承并发扬光大后，传统的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历史的三省制度，便再也不能为其容忍。其中首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分走了皇帝的权力，使皇帝感到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此外，官僚集团出于集团利益和维护礼法的目的，对于皇帝的行为经常加以规劝和谏议。
而从传统习惯上讲，这些谏议对皇帝还是颇具约束力的，这使得想凭借皇权恣意而为的皇帝深感不适，因此对官僚集团加以打压也就势在必然了。正像黄宗羲所言：“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9] 伴随着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君主与传统官僚集团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财政、军事、人事各种权力于一身，个人无法运用所有的权力，可又不愿分权于臣僚，就只好依靠宦官了。宦官与官员不同，因为他们产生伊始，便是辅助古代帝王淫乐的工具，其出身卑微，又是“刑余之人”，永远都是皇帝的奴仆、家臣，可以任意操纵，调遣方便。
皇帝利用这一点，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代替本人掌握权力的宦官集团。这个集团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皇帝厉行独裁。因此，我们看到，明代历朝宦官代表无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得到皇帝的宠信，再入主司礼监，督办厂卫。其横行无忌，完全是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太监是否精于政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维护皇帝的地位。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几千年以礼教代替法律治理国家的“礼治”精神在明代发展到了巅峰，种种弊端也相应地在其政治体制中有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皇帝在摒弃法治之后，对礼教之于皇权的作用也产生了质疑，并有羁束感。在传统的制度和规范都已不可靠的情况下，皇帝选择了以宦官为执行者的特务手段来维护权威和满足私欲。
“礼治”是贯穿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自从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黩百家”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后，“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三纲五常”便被确立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10]（P．33）。 “礼治”思想从产生到发展进而成熟，一直是在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
在有明一朝，伴随着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礼治”思想也相应发展到了极致。出现了物极必反的局面，一方面，“礼治”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简拔组建起来的文官集团，已不能有效地控制中国庞杂的社会局面。另一方面，皇权中体现君主个人意志的部分已不满于礼教对他的束缚，急于脱掉这层紧身衣。
在封建礼法的体系中，皇帝同样要通过遵守各种礼仪，来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道德的节制。但是，当皇帝发现事实上“礼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他所拥有的皇权之时，利用皇权践踏传统的道德规范就势在必然。明代的皇帝大多是一些昏耳贵无能而又恣意胡为的人物。
明武宗，终日与宦官、倡优、喇嘛及江湖术士厮混，亦或外出游猎，并多次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到处巡视，不是为了体察民情，而是为恣意玩乐。对于他不顾帝王本分而进行的胡作非为，廷臣们并非没有拿出传统道德来加以约束，可是武宗依靠宦官的帮助(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恶名昭彰的刘瑾)，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从而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官员，终于把束缚帝王的成宪抛至九霄云外。
再有如神宗数十年不理政，熹宗在位七年沉溺于木工等等。皇帝一方面要摆脱以礼治天下给他带来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国家的权力，于是品行卑贱、心理变态的宦官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对象。 “礼治”到了明朝，可谓发展到了极点，但却结出了“宦官专权”的怪胎，其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腐朽，更在于它在与皇权专制的结合中已悄然落伍，甚至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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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污吏，对他们不放心，就派身边的宦官负责监视，于是宦官就掌握了相当的权力。
答：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建立了极端专制的封建政体，将大权集中于一身。洪武年间建 立了庞大的宦官机构，分成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供宫内役使。朱元璋也...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