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可能可以启发你的思考。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一跻而达于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
”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辈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争抗，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从欧美移来的花种植必先具备有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
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我们试看西洋科学发达的历史就可知科学精神的重要。
西洋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教皇神权的时代，那时一般人相信地球在宇宙之中，太阳绕地而行，但是后来天文学日渐发达，波兰的哥白尼(Copernicus)，丹麦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从实地观察，断定地球并非在宇宙之中，且系绕太阳而行。
这种论调，在中世纪的教育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意大利的布鲁诺(Bruno)就焚死于十字架上，著名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因之下狱。但当时研究天文的学者，并不因教会的淫威而畏缩。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子弟开普勒(Kepler)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将他老师毕生所观测的太阳系与各行星、月亮位置的观察尽心研究。
结果是将地球太阳的疑问解答了。开普勒(Kepler)的一生，本来很有机会致富的，但是他一生潦倒，一直穷到死，死在偏僻的地方，而他发现的各行星运动三条重要定律，还没有人赏鉴。可是他生前坚决的说，我可以等一百年二百年，将来一定有人赏鉴的。后来不到数十年，英国牛顿就从他的三条行星运动的规则发明了万有引力，造成近代科学的基础。
吾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上述几人。像他们这样杀身成仁，安贫乐道，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这种就是科学的精神。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又起了一重变化，那时许多科学家如莱尔(Lyell)，拉马克(Larmack)，达尔文(Darwin)等所受到威吓利诱，不亚于十七世纪。
但是各科学家，能不断的努力，求取真理，才有今欧美灿烂的科学。所以要发达科学原要先看有无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空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知道了欧洲科学发达的历史，再看我国的情形。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譬如唐诗里有“二月黄莺飞上林”之句，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
可见他们诗人是不顾事实，到现在诗人习惯，仍然如此，去年有位诗人，二月间在杭州探梅遇雪，回来便做一首诗。说如何在梅花盛开积雪之下，看见黄鹤来去。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哪一种大杰作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于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作。
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所以春秋时代崔子弑齐君，齐国太史就直书不讳，结果接连被杀者三，各国太史统要跑到齐国去写崔抒弑齐君，崔子才没法只好承认。这种精神却与科学精神相同，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
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如Gibbons“罗马之衰亡”一书，即脱胎于“资治通鉴”。可惜中国文豪诗人的影响太大，历史家秉笔直书的这种精神，影响是极少的，所以一般人每逢到“是非”与“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就是“利害”之心盛于“是非”之心。
譬如说到调查，调查是许多科学的初步，但是许多调查的数目字，却很不可靠，大多是随意造的。就是我个人研究气象，各省对于气象中有若干记录，亦不甚确的。往往贪于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
中国人最爱讲情面，情面就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所以一讲情面，就什么事情最后非失败不可。故利害与是非的辨别，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
(本文是竺可桢在南宁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的讲演，据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19卷11期，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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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路易十八逝世， 其弟阿多瓦伯爵即位，称查理十世。1825年 4月，查理十世颁布法令，变相地归还了法 国革命时期没收的贵族土地。1830年7...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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