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法律因素的制约。综合起来，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引起一些贸易伙伴的关注与不安。1994年中国出口贸易跃上千亿美元台阶，2000年又跃上2000亿美元台阶，整个90年代，中国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14。
  5％，几乎是世界出口贸易增速的两倍。2001年世界贸易不景气，但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仍达到6。8％。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097亿美元，出口额2662亿美元，进口额2436亿美元，增长率8。2％，贸易顺差达到225亿美元。 
中国对外贸易继1997年跃升到世界十强以后，1999年跃升到世界第9位；2000年继续上升到第七位。
  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必然取得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一方面引起了同类产品竞争国的疑虑；另一方面在进口国造成了同类产品的更剧烈的竞争。 
2、反倾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的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冲击的法律武器，被一些国家滥用。随着各国关税的进一步降低，用关税避垒保护国内工业已不大可能，而且关税减让是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任意提高，而反倾销税的实施是单方的，进口国有自由裁量权，反倾销税也普遍高于关税，因此各国普遍采用这种又合法又便利的方法，转嫁经济危机，保护国内工业，甚至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进口产品挤出国内市场。
   
3、对我国的国家经济性质的认定具有歧视性。一些国家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采取歧视性政策，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而采用不合理的“替代国价格比较”办法来衡量中国产品是否倾销。虽然近几年来，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定有所改变，但仍进行严格审查。
  譬如欧盟在1998年4月通过了反倾销修正案，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仍在个案处理的基础上审查我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修正案中又针对我国提出市场经济的5条标准。又如澳大利亚虽然从1996年起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仍视中国为“转型市场经济国家”，其做法近似于欧盟，有条件地将“市场经济国家”待遇适用于中国，具体做法是“有条件市场经济国家”待遇仅适用于来自中国的成品产品，不适用于半成品。
   
4、中国欠缺合理的外贸出口结构是遭致反倾销的重要原因。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造成中国的出口商品与低价密不可分的不良国际形象。
  从市场结构看，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譬如中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是100吨，1996年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增长，怎能不为欧盟对华反倾销提供口实。 
5、出口企业国际营销战略的失误。
  中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具体表现在短视的国际营销策略上：出口企业急于出口，同行竟相压价，给进口国留下了中国企业“低价倾销”的印象；出口企业对进口国的社会风俗、消费群体及其心理缺乏了解，忽视出口产品的技术创新和后续改进，只能以廉价销售；出口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6、企业不应诉或应诉不力往往使对方轻易获胜。在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经常出现无人应诉的局面，结果使对方不战而胜，除因“统一税率”使企业应诉积极性降低之外，企业缺乏反倾销应诉意识是问题关健所在，而应诉经费不足、反倾销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亦导致企业应诉不力，结果仍是失败。
  而且越是如此就越导致国外的变本加厉。譬如1988年和1992年，欧盟两次受理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案，由于中国企业采取了消极不抵抗态度，中国彩电基本上被赶出欧盟市场。 
7、中国的外贸关系与环境不易牵制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目前中国的国际贸易关系中单边交往仍较多，因而国外对中国进行反倾销时的顾虑就少，加上中国自己的反倾销法出台较迟，实施的力度又不够，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就更加有恃无恐。
  同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反倾销法典》，致使中国在反倾销案多边谈判和法律诉讼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8、对外资企业缺乏宏观调控。在企业引进外资的审批过程中，忽视了外资投向的生产项目引入了我国：有些外资企业的产品是为了逃避其原产地规则，取得我国的原产地证，而在我国生产的，从而利用我国的配额大量向国外出口：有的外资项目产品是外商已在国外遭反倾销，为规避反倾销税而向我国投资的，其生产的产品出口极易遭反倾销；有些生产项目重复引进，使产品达到饱和，不得不低价大量出售，由此引发国外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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