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看过《古文观止》的人，都知道李陵的故事。京剧里还有一个《李陵碑》，是讲老令公兵败无奈，头撞李陵碑而自杀的故事。 
对李陵一案，分为两派。汉武帝就事论事地认为李陵已经投降了，就是汉奸；司马迁对李陵进行了历史性地客观分析，认为李陵的投降只不过是为了保存部队实力的无奈之举，一旦汉武帝大兵到，李陵一定率部内应，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
   
汉武帝与司马迁之争，最后以汉武帝的胜利而告终。李陵灭门九族，司马迁受宫刑被割去了生殖器，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出土文物显示，汉朝的“割势”并不像满清那样去根，而是留一厘米左右的阴茎。 
司马迁受宫刑（因其养伤时不能受风，室内必须闷热，像养蚕的屋子，所以称为“蚕室”。
  养伤的蚕室气味难闻，所以宫刑又称“腐刑”），愤而著史，一部千古绝唱的《史记》诞生了。司马迁成为在挫折中奋起的典型，《史记》成为历代文人习作的楷模。因此，汉武帝与司马迁之争在当事人身后，又出现了转机，大家认可了司马迁的观点，认为李陵不是真心的投降，而是缓兵之计；转而又埋怨汉武帝为什么不及时发兵，既可解救李陵又可消灭匈奴，为什么偏执拗地“攘外必先安内”，在朝廷来个“大清洗”。
   
正是“李陵假降说”逐渐成为主流文人的主流意识，所以，关羽的“降汉不降曹”这种不符合逻辑的托词， 就不为人所怪了，仍然奉为“忠义”的楷模，敬为“关帝”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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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用现代的法制观点来看“李陵案”—— 
首先，李陵的“投降”行为是铁的事实，证据确凿，汉武帝和司马迁都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因此我们也相信：李陵确实有“投降”行为。
   
其次，李陵在出发前，没有得到过汉武帝“在援兵未至，粮草已绝，敌兵围困之际，可以暂且投降以待援”这样的指示，所以他的投降，是“非组织活动”，是个人行为。 
如果“投降”是组织派遣的，或是通过了组织的许可，也就是他的“假投降”行为已经进行了组织的公证。
  我们一般称这样的“投降”为“打入敌人内部”，这样的人称为“特工”和“地下工作者”。战争胜利了，他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即使是暴露了，被敌人杀害了，我们也称他为“烈士”。 
而没有得到组织许可，自行投降的，就需要自己提供“假投降”的证明了。
   
“关羽没有降曹”连他的义弟张飞都不相信，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也没有使张飞释疑，就是甘、糜二夫人的证词，都不能改变张飞的观点，只有斩了蔡阳首级以后，张飞才认可了关羽的清白，才放关羽进城，兄弟三人重逢在古城。 
李陵有这样的证据吗？没有证据的支持，凭什么让大家采信“李陵是假投降”这个主张呢？ 
司马迁作为李陵的辩护人，仅仅是从李陵过去的为人，从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推理分析，但他始终拿不出“李陵假投降”的证据。
  他只能假设有几种情况可以证明李陵的忠诚，然而，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实际发生，所以还是没能证明李陵是“假投降”。 
司马迁因为拿不出证据而受了宫刑，确实是觉得窝囊，但是他没有走“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路，苟且偷生地活下来，为的就是希望他能够看到假设情况的出现。
  然而老天并没有特殊地眷顾太史公，没有按照他的理想创造现实，没有让他梦想成真，使“李陵假降说”始终成为无法证明的“太史公司马迁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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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投降匈奴了，但是并没有人说李陵是汉奸，因为“投降”和“汉奸”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投降的，不一定都是汉奸，同样，汉奸不一定都投降。
   
汉奸，就是汉民族的内奸。作为“汉民族的内奸”，必须有缺一不可的两个要件。一个是必须生活在汉民族的内部（内），二是有出卖汉民族根本利益的行为（奸）。投降敌人而没有生活在汉民族内部，我们一般称之为“叛徒”，不称其为“汉奸”；投降敌人而没有出卖汉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只是说他投降了，而不会再给他加上一顶“汉奸”的帽子。
   
另外，当汉奸不一定非要经过投降这么一个程序，在敌军占领的情况下，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仍然继续生活，并不需要声明自己投降了，但是其中有人给敌人送情报、告密，甚至是参加敌军，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投降的汉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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