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赏析】
以豪放派著称的苏轼，也常有清新婉丽之作，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就是这么一首杰作。“花褪残红青杏小”，既写了衰亡，也写了新生，残红褪尽，青杏初生，这本是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但让人感到几分悲凉。
睹暮春景色，而抒伤春之情，是古诗词中常有之意，但东坡却从中超脱了。“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作者把视线离开枝头，移向广阔的空间，心情也随之轩敝。燕子飞舞，绿水环抱着村上人家。春意盎然，一扫起句的悲凉。用别人常用的意象和流利的音律把伤春与旷达两种对立的心境化而为一，恐怕只有东坡可以从容为之。
“燕子飞时”化用晏殊的“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点明时间是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与前后所写景色相符合。
“枝上柳绵吹又少”，与起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本应同属一组，写枝上柳絮已被吹得越来越少。但作者没有接连描写，用“燕子”二句穿插，在伤感的调子中注入疏朗的气氛。
絮飞花落，最易撩人愁绪。这一“又”字，表明词人看絮飞花落，非止一次。伤春之感，惜春之情，见于言外。这是道地的婉约风格。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却已泪满衣襟。
“墙里秋千墙外道”，自然是指上面所说的那个“绿水人家”。
由于绿水之内，环以高墙，所以墙外行人只能听到墙内荡秋千人的笑声，却见不到芳踪，所以说，“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不难想象，此刻发出笑声的佳人正在欢快地荡着秋千。这里用的是隐显手法。作者只写佳人的笑声，而把佳人的容貌与动作，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读者随行人一起去想象，想象一个墙里少女荡秋千的欢乐场面。
可以说，一堵围墙，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青春的美，也挡不住人们对青春美的向往。这种写法，可谓绝顶高明，用“隐”来激发想象，从而拓展了“显”的意境。同样是写女性，苏东坡一洗“花间派”的“绮怨”之风，情景生动而不流于艳，感情真率而不落于轻，难能可贵。
从“墙里秋千墙外道”直至结尾，词意流走，一气呵成。修辞上用的是“顶真格”，即过片第二句的句首“墙外”，紧接第一句句末的“墙外道”，第四句句首的“笑”，紧接前一句句末的“笑”，滚滚向前，不可遏止。按词律，《蝶恋花》本为双叠，上下阕各四仄韵，字数相同，节奏相等。
东坡此词，前后感情色彩不同节奏有异，实是作者文思畅达，信笔直书，突破了词律。
这首词上下句之间、上下阕之间，往往体现出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例如上片结尾二句，“枝上柳绵吹又少”，感情低沉;“天涯何处无芳草”，强自振奋。这情与情的矛盾是因在现实中，词人屡遭迁谪，这里反映出思想与现实的矛盾。
上片侧重哀情，下片侧重欢乐，这也是情与情的矛盾。而“多情却被无情恼”，不仅写出了情与情的矛盾，也写出了情与理的矛盾。佳人洒下一片笑声，杳然而去;行人凝望秋千，空自多情。词人虽然写的是情，但其中也渗透着人生哲理。
在江南暮春的景色中，作者借墙里、墙外、佳人、行人一个无情，一个多情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了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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