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公共性意味着凡不属于公共需要的事项，财政部门就不能对之进行拨付，而属于或可纳入公共需要事项的领域，财政就必须给予支持，这无疑是政府对自身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的一次重新体认。 其次，财政收支的规范化亦是题中之义。既然财政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就意味着与社会成员利益完全挂钩；既然财政收入来自社会成员缴纳，那么收支出现差额就切乎每一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这会直接引导公众对财政运作产生监督意识，丰富和谐社会的公民权利内涵。
第三，按公共财政定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能从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出发，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制度保证。这等于暗示财政体制改革内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政府要压低不必要的费用和开支，另一面是把更大比例的支出项用来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有关公众利益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财税改革不宜对结构调整功能设定过强的功利性目标。至少，希图仅通过对中央、地方财政的收支调整，向基层政府赎买节能环保和产业升级的政策落实，并不是一个足够禁得起推敲的路径设计。诚然，历史上，地方出于增收产生了极强的引资欲望，衍生了系列产业结构弊端。
但具体到如果产生理想的诱致性结构升级，恐怕还要受到区域内要素禀赋的牵制，原有政策刚性的钳制，以及传统观念和市场供求的限制。
答：我国的财税改革于1978年作为市场化改革宏观层面的突 破口率先启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放权让利和"分灶 吃饭"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19...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