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生前到过很多地方，飘泊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扰乱他宁静的心灵和对家园的深深依恋。每到一地，他总要因陋就简地建设一个宁静而温馨的家，并为这个家园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小杨柳屋”是他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住的陋屋；名气赫赫的“缘缘堂”匾额曾悬挂在他在上海江湾和故乡石门湾的寓所门楣上；遵义南潭巷的“星汉楼”和重庆的“沙坪小屋”是他在流离途中建立的温馨家园；1954年9月，丰子恺住进了上海陕西南路长乐村的一幢西班牙式的里弄房子，他将它命名为“日月楼”。
  
    诚然，中国文人喜欢命名自己住的屋宇斋室，借以表达自己的志趣。但像丰子恺这样将心灵倾注其中的艺术家还是不多的。的确，丰子恺是个热爱家园、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艺术家。在他的漫画作品中，在他的散文里，我们无时不可以读到那一颗为家园、为自然、为生命而热烈跳动着的心灵。
  
    1922年，他应恩师夏?D尊先生之邀，来到浙江省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住的是一所简陋的平房。丰子恺在平房边种了一棵小杨柳树，这平房也就成了“小杨柳屋”了。简单的教书工作和宁静的“山水间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丰子恺的艺术灵感，他开始在小杨柳屋里创作漫画。
  他的漫画不仅有趣，更充满诗意，独具个性，后来被称作“子恺漫画”。当时朱自清也在春晖中学教书，是小杨柳屋的常客，曾亲眼目睹丰子恺勤奋作画的情景：“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
  ”朱自清十分欣赏丰子恺的漫画，称读他的漫画“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小杨柳屋
    对丰子恺的生平和艺术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不仅几次撰文描述缘缘堂，还将自己的文章一再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
  
    最初的缘缘堂是丰子恺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的一个宿舍，当时他正在立达学院教书。1927年初秋，丰子恺的恩师弘一法师来到上海，住在他家里。丰子恺就要求恩师为他的寓所起名，弘一法师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阉。
  结果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取名为“缘缘堂”。当即请弘一法师写成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寓所里。丰子恺很喜欢这个名字，后来他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都把缘缘堂的匾额挂在居室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
    其实，按丰子恺自己的说法，当时的缘缘堂还只是“灵的存在”，真正给它赋形，要到1933年。
  那年春天，丰子恺用积攒起来的稿费，在故乡桐乡县石门湾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的后面建造了一幢三开间的高楼，这就是真正的缘缘堂。因为弘一法师写的匾额太小，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重新题写。丰子恺十分喜欢这幢自己设计的纯中国式的小楼，高大轩敞、明爽简洁，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并认为它“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
  对它的装饰也与这一风格谐调：他用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雕刻缘缘堂匾额；请弘一法师把《大智度论·十喻赞》写成一堂大屏，装裱后挂在匾额的两旁；匾额下面，是一幅吴昌硕画的老梅中堂；中堂两旁又是弘一法师书写的一副大对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大对联旁边又挂上他自己写的小对联，用的是杜甫筑成草堂时表达欣喜之情的诗句“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十分贴切地吻合了丰子恺当时的心情。
  以上还只是中央大间的壁饰。在东间，挂的是沈曾植的墨迹和几幅古画；西间是他的书房，四壁图书之外，又挂有几副对联，其中一副是他自己书写的王荆公诗句“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丰子恺将缘缘堂装扮得俨然是一位“饱学之士”，浓浓的书卷气仿佛是他自己心灵和性情的外化。
  
 （树摄）
 
 （树摄）
    在配置家具等其他物件时，同样非常注意全体的调和。在一篇文章中，丰子恺这样描述对缘缘堂的赋形：“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理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
  ”
    丰子恺还很注意布置周围的环境，在院子里种满了许多花卉，如樱桃、蔷薇、芭蕉、葡萄、凤仙、鸡冠、牵牛、柳树等，无论春夏秋冬，都能闻到花的清香，欣赏大自然赋予的丰富色彩。
    确实，丰子恺是把缘缘堂当作一个身体的安息之所、心灵的归宿之处的。
  他把满腔的热爱都倾注在缘缘堂里了，不仅把它调理成一件灵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还把自己融和进去了，缘缘堂里有他的灵魂，而他的心灵和性情又因为有了缘缘堂而变得和平和幸福。天井大门上那“欣及旧栖”的题匾，正是他和缘缘堂物我相得的最恰当的表达。
    然而不幸竟是接踵而至，上海江湾的缘缘堂于1932年毁于日军的炮火，石门湾的缘缘堂又于1938年初在日寇进犯浙江的炮火中化为灰烬。
  这不堪回首的一幕令丰子恺无比伤心和愤怒。他接连写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三篇文章，向残暴的日军发出了复仇的宣言。同时相信，当暴敌被歼，中华民族重新获得和平以后，缘缘堂必定会复活的，“我们不久一定团聚，更光荣的团聚”！
    丰子恺的预言最后得到了实现。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丰子恺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无暇顾及重建缘缘堂。1985年9月15日，在丰子恺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在丰子恺生前挚友广洽法师的资助下，由浙江省桐乡县人民政府重建的先生故居缘缘堂正式落成，光洽法师专程从新加坡赶来主持典礼，丰子恺生前友好和艺术界人士聚会石门湾，场面隆重热烈。
  新建的缘缘堂可以说与先前一模一样，只是里面的布置有些不同，比如中堂画换成了唐云画的一幅梅花，丰先生的卧室改成了陈列室等等，风格依然是高大，轩敞，明爽，精神依然是正直，明快，和平，相信丰子恺在天之灵会欣然颔首的。
    自从1937年辞别缘缘堂踏上流离之路，丰子恺四海为家，住过星汉楼，住过沙坪小屋，也曾在杭州西湖边的招贤寺盘桓有年。
  1954年9月，他顶租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内一座西班牙式小洋房，从此定居下来，直至逝世。
    小洋房面积合适，门前还有一个小花园，旁有绿树簇拥，倒也符合丰子恺欣赏自然的性情。二楼有个室内小阳台，阳台中间有个梯形的突口，南面有窗，东面有窗，西南面有窗，上方还有个天窗。
  丰子恺在此看书小憩时，可观日月运行，星汉明灭，别有一番兴味，不禁勾起取名的“瘾”来，便将寓所定名为“日月楼”。这一名字除了表示室中可观日月，还有“解放后遍地光明，日月普照的含义”。兴犹未尽，他又吟出一句 “日月楼中日月长”诗来，却一时续不成篇。
  后来马一浮先生以此句为下联，写了一副“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的篆书对联给他，丰子恺就把它挂在寓所的书房里。
    丰子恺寓居日月楼的21年中，勤于笔耕，写作，翻译，绘画，连番“出击”，成果累累。他翻译了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等，与幼女合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一至四卷；创作了《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等散文；出版了《丰子恺儿童漫画》、《子恺漫画选》；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5、6卷的绘画工作，使这一桩他与恩师弘一法师共同发起的护生宏愿在漫长的四十多年中得以善始善终；……这期间，丰子恺还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
  
    寓居日月楼的21年，可以说是收获巨大，但对喜爱过宁静和平的家园生活和自由、艺术的精神生活的丰子恺来说，并不能说全是如意的。他终于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但纵然在“牛棚”里，在受审查的日子里，丰子恺从未没有搁下过手中的笔，很多作品都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偷偷地完成的。
  
    在丰子恺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和平光明的天空护呵着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园；在丰子恺的作品中，永远有一颗宁静的心灵闪烁着慈祥圣洁的光辉。当我徜徉在石门湾的缘缘堂里，我就感受到了这一光辉的照耀，心灵深处感觉到一股暖流在柔柔地回旋。
  
杭州静江路85号（今北山路）的湖畔小屋。
  丰子恺先生曾住过。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现代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早年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21年去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漫画受日本竹久梦二影响，作品清新、朴实，有作品集《护生画集》、《音乐入门》、《缘缘堂随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