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治疗原则以及性味、脏腑等中药配伍的法则，为后来中医的发展流传奠定了充分的治法理论基础。后世一些著名的医学典著，无不秉承《黄帝内 经》的治法宗旨，并不断发挥发展。到了汉唐以后，随着中医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治病经验 的日益丰富，方剂数量大大增加，为了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有效方剂中找出更好的 治法来指导处方用药，医生把方剂和治病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形成独特的理论， 指导处方用药，使治法得到具体、深化和丰富。如上升成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处方用药， 治法才逐渐得到深化、具体和丰富。如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的“脉浮者，病在 表，当发汗”“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以及脏腑治法，如“宣肺止咳”“可发汗，宜 麻黄汤”“当和胃气，宜调胃承气汤” “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当温之，宜四逆辈”等；六经治法，如“和解少阳”“泻下阳明热结”等；卫气营血治法，如“清气分 热”“清营凉血”等。唐代王冰结合临床实践，还提出了治“元阳之虚”要“益火之源以 消阴翳”，治“真阴之竭”应“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宋代钱乙将治法与脏腑联系起来，提出了五脏补泻法及其方剂等。从方剂与治法产生的先后顺序来看，方剂要先于治法产生，“方”主要是用药治病，“法”则是对方剂疗效、临床经验的总结与提炼。虽然治法源于方剂与实践，但当治法上升为理论时，又会反过来指导处方用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从法出，以法统方”。比如治疗脾虚挟湿的病证，症状为脉虚无力、舌淡苔白而润、短气倦怠、食少便溏，可以用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或异功散，但是不能脱离补气健脾祛湿这个治法，这也就是临床治病常见的法同方不同。但是，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用以借鉴，没有明确治法，凭空使用药物，必然疗效不佳，陷人“有法无白术方”的趟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