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
中国古代第一个国家——夏
夏是公元前21世纪在我国文明发展最充分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国家。
经过近年来考古界的大量工作，夏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存在在多数人心目中已是没有什么疑问了。过去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见到夏代的有如商周时期那样的甲金文字，因而将夏归入古史的传说时代，现在看来，所谓“传说”即较晚文献对于夏代历史的追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应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其邻近的偃师商城的材料。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统治的范围内，它的内涵符合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的政治中心所应具备的条件（遗址规模、手工作坊、宫殿、用作礼仪的青铜器及玉器等），这些条件又恰好发生在夏代晚期的纪年范围之内，遗址的废弃则在商代初期。
另一方面，紧接着二里头遗址废弃后兴建的偃师商城刚好坐落在二里头的东邻，它的城圈的规模稍逊于作为商代都邑的郑州商城，也应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邑或军事中心。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同文献所载商汤灭夏后建立的西亳的地望适相吻合。这一切，都透露出文献记载的夏商两个王朝权力更迭的信息。
至于夏代早期的历史，我以为也有一些可作为旁证的考古材料，那就是位于豫东鲁西的众多古城。这些城址多属龙山晚期，延续至夏代前期，比同时期其它地方的古城密集且规模可观，我以为这就是文献所说的“鲧作城郭”的反映。王国维曾说夏自太康迄于后桀与商人错处河济之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河济之间”就是豫东鲁西。
《左传》亦记载夏后相居住在今天豫东的濮阳（“帝丘”）。目前，禹都阳城尚未在考古工作中被落实，但上述豫东鲁西的古城多属于夏后氏的同姓或异姓盟邦是没有问题的，如夏的一个最近的同姓族邦有莘氏的地望就与近年在山东阳谷发现的古城十分接近。这些盟邦应当就是今天人们提到的“夏人”或“夏族”，是夏代国家的“内服”成员。
它们都围绕着帝丘这个夏代的都邑分布着，其情形有如商代的“多子族”及“多生（甥）”族围绕着“大邑商”分布一样，证明夏代同样存在着一个合乎早期国家构成的政治格局。
夏代国家的产生，与前述恩格斯及今人类学家谈到的早期国家形成的路径是相类似的。
史载夏统治者权力的获得，首先即是与夏后氏首领鲧、禹在以尧、舜为首的部落联合体担任公职相联系的。这项公职，众所周知，即是他们受联合体各部酋长共同推举所从事的领导治水的工作。对于禹治洪水的传说，有人（包括过去的疑古派）不太相信，我想我们同样不能对之采取随意抹煞的态度。
近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豳公盨》（“豳”字从裘锡圭释）铭文已记有禹“堕山浚川”的文字，表明此项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已有广泛流传。总之，对于尧舜时代居住在古河济地区的广大部族来说，治水是一项关系到联合体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鲧、禹起初负责这项工作的角色实属“公仆”的性质，文献如《墨子》、《韩非子》都曾赞誉大禹在“公仆”任上的尽心尽职。
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氏族部落广泛参与，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集中调配，在此过程中，鲧、禹难免要使用自己的职权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为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合体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使之逐渐凌驾于众部族之上，而禹则在长期担任这一要害公职中树立了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威，由原本是有崇氏（后改称夏后氏）的首领继任为部族联合体的首领，最后发展成君临众族邦之上的具有赫赫声威的夏代国家的国王，也就是全社会的“主人”。
《国语·周语》谈到这一演变过程时说，由于禹治水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将大禹治水与夏朝国家建立联系在一起的直白表述。夏代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夏的“家天下”的确立，即禹和他的儿子启实现了由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到世袭王位制的转变。
前引恩格斯有关早期国家产生的论述即谈到了部落联合体中公职人员在由“社会公仆”到“社会主人”转变过程中“社会职位的世袭”这一重要社会现象。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经典《礼记·礼运》篇也把“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作为“大同”之世进入“小康”（即国家社会）的标志，看来，在以王位世袭制亦即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建立的标志这一点上，不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我们的先哲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答：最早的罗马尼亚人国家建于公元前1世纪，其国君为布雷 比斯塔（公元前82—公元44)。在古罗马史籍中，罗马尼亚人 的祖先称为达其亚人，古希腊作家则称之为盖特人。他...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