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学家的故事(汇总4篇)
有关数学家的故事(1)
苏步青,是我国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有关数学家的故事(2)
2000多年前,有人用简单的测量工具计算出地球的周长。这个人就是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5—前194)。
埃拉托色尼博学多才,他不仅仅通晓天文,而且熟知地理;又是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曾担任过亚历山大博物馆的馆长。
细心的埃拉托色尼发现:离亚历山大城约800公里的塞恩城(今埃及阿斯旺附近),夏日正午的阳光能够一向照到井底,因而这时候所有地面上的直立物都就应没有影子。但是,亚历山大城地面上的直立物却有一段很短的影子。他认为:直立物的影子是由亚历山大城的阳光与直立物构成的夹角所造成。从地球是圆球与阳光直线传播这两个前提出发,从假想的地心向塞恩城与亚历山大城引两条直线,其中的夹角应等于亚历山大城的阳光与直立物构成的夹角。按照相似三角形的比例关联,已知两地之间的距离,便能测出地球的圆周长。埃拉托色尼测出夹角约为7度,是地球圆周角(360度)的五十分之一,由此推算地球的周长大约为4万公里,这与实际地球周长(40076公里)相差无几。他还算出太阳与地球间距离为1.47亿公里,与实际距离1.49亿公里也惊人地相近。这充分反映了埃拉托色尼的学说与智慧。
埃拉托色尼是首先使用“地理学”名称的人,从此代替传统的“地方志”,写成了三卷专著。书中描述了地球的形状、大小与海陆分布。埃拉托色尼还用经纬网绘制地图,最早将物理学的原理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创立了数理地理学。
有关数学家的故事(3)
陈景润是国际知名的大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这次难得的。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买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有关数学家的故事(4)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是,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能量。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