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转衰的根本原因之一：腐败
　　大清帝国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
  衰落将至，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是经过前代的努力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
  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开刀，补充国用。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
  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
  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
  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
  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
  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
  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机体的健康。雍正时期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大幅提高官员薪酬（“养廉”），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腕手段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腐之风一时有所收敛。
  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
  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随后又有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
  但是此后贪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望等2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靳尔谨自尽。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
  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因为乾隆和和即是贪污腐败的总根子，他们惩贪，实际上借机“宰肥鸭”，乘机大捞一把，其结果无异于纵贪。
  这些大案要案不过是贪污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上述案发被诛督抚，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当数不胜数。和在乾隆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价值达1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故当时有民谚称：“和跌倒，嘉庆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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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春秋中文社区　　当时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乾隆还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不听劝谏。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乾隆，劝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赵尔巽：《清史稿》卷109）。
  乾隆看后大怒，先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免去死罪，降职处分。
　在这种只听好话不听规谏、讳医忌药、官官相护、上下包庇、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下，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位极人臣，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腐败还是引起清王朝军事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保证。到乾隆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而来的是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
  清初的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和满族因种种优渥与特权而退化、腐朽，失去了先辈威猛凛凛、英勇善战的气概。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
  此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甚至敲诈勒索，蹂躏百姓。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和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后来，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
  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清朝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内乱，清朝局面日益失控，腐败也日甚一日，军事、政治、财政权力逐渐外转下移，中央权威日益缩减，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内部腐败的侵蚀下，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路。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
  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万万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衰落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