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中国语言学以此为标志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现代期”历程。站在百岁之日，回眸逝去的世纪，什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最稳定的内在精神？它对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时代回应？这是语言学工作者在进行学科回顾时首先会提出的充满警示力的问题。
  其答案就是：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
　　　　一、实用观念与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要成就
　　（一）语法学的创立与发展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的序文中曾经谈到过他的写作动因：“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注：《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马氏文通》被认定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百年现代语言学的开始。
  其实这一崇高学术地位是在斯人斯书的身后，由后来人所追加的。作为作者，他的写作冲动力只缘于痛恨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进而认为社会的落后在于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在于传统语言教学的落后。为了不让冥冥众生再把累年积月的精力放在识字作文上，他才致力于西方语言理论的移植。
  “一个相当完密的中国文法体系是在这一部书出版的时候方才建成的。然而二三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注：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忆”在于它的创立，“恨”在于它的模仿。创立与模仿交加，构成了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的基本特点。
　　“实用”，成为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演进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被吕叔湘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国文法草创》在“研究法大纲”中开宗明义写道：“研究中国文法，有数事宜注意焉：其一，说明的非创造的，其二，独立的非模仿的，其三，实用的非装饰的。”（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其中的“实用”，讲的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注：吕叔湘：《重印国文法草创序》，见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不尚空谈。20年代另一位重要语法学家刘复也明确提出：“我主张现代的文法与历史的文法分家，两者相比，前者尤重于后者，后者只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前者于学问之外，还有一个实用。
  ”（注：《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引自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在20年代建设汉语语法理论的努力中，与阐释文言语法的《马氏文通》相对的还有一派学者，他们以新兴的白话文语法为描写对象，重视口语，重视现代文。
  其代表作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它有语法理论上的创新，更有研究材料上的变更，成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为现代汉语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04页。）到1938至1943年的“文法革新讨论运动”时，“科学化”、“口语化”、“中国化”已成为多数学者认同的开展汉语语法研究的标准。
  “口语化”、“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实用性”在语法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化，它要求将引进的西方语言理论与中国的语言事实相结合。到40年代，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先后出现，“中国化”式的实用观已卓然成势，成为语法研究的时代潮流。
  
　　50年代是中国现代语法研究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高潮，它那连续不断的学术热点，“词与字”、“主语与宾语”、“词类及其划分标准”、“单句与复句”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语法研究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学术探讨，最终形成有体系的理论成果，并在各级学校的语言教学中得到贯彻实施，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仍只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因为众说纷纭的各家学术创见进入社会，人们在学习中无所适从，发出了“共同编写出一本语法书来，供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学习和教学”的要求（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页。）。“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就是应这种社会呼声而出台的。
  它“求同存异，力避偏执一端”（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页。），初衷是为了方便中学语言教学而构建，以区别于学者们论著中的“研究语法体系”。可结果却因为“教学语法体系”的实用，使得“大多数高等学校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的语法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它，以便于那些日后到中学任教的毕业生可以把所学和所用衔接起来”（注：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
  ）。80年代初，“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过一次，去掉了“暂拟”二字，它在教学领域的地位更得以巩固。据此而编写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大行其道，成为发行量最大，流传面最广的高校教材。（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先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仅由前者在1979～1990年就印行255万册。
  见该书增订版前言。）从汉语语法体系走上社会应用的过程，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悖论：求“实用”从研究语法体系引出“教学语法系统”，“实用”的教学语法系统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到本来是充满学术自由探索精神的高校语法教学。
　　（二）汉字改革运动的结晶——“汉语拼音方案”
　　如果说语法研究是百年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语法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还主要是通过学校语法教学来体现的话，那么源于语言学，止于社会，并最终对整个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巨大冲击力的则应算是“汉字改革”。
  “汉字改革”称得上是整个中国现代期中“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显学”。
　　汉语拼音化的最初起源是明末的西洋传教士。这时的拼音化尚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一种手段，但它却打开了人们认识西方文明的一扇窗口，使人们反思着本国的落后经济与落后政治。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为了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就必须改革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以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首先改革汉字。这样，汉字被放在了中西文化、落后与先进对比的要冲之道。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者卢戆章言：“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科学）；格致之兴，基于男女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注：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序文》，《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制拼音文字的开始。尽管后来在制订什么样的拼音文字上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更迭日新的时学，有汉字笔画式的，有速成符号式的，还有字母式的，字母式中又有罗马字母，拉丁字母的，但在对待汉字的态度上却很长时间内都抱着非改不可的绝对态度。
  这种绝对态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注：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国语月刊》一卷7期，1923年。）“我们固有的文字，是连皮带骨和肉都腐朽了的。
  但这腐朽的皮和肉和骨，却又影响了我们的口头语，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头脑”。（注：胡愈之：《有毒文谈二》，《语文》一卷4期，1937年。
　　百年汉字改革潮中对汉字的偏激看法，现在看来固然幼稚。然探讨其原因，牟牟大端者当有二。其一，对社会变革图强的铭心之感。
  只是由于对时代呼唤作了不正确的定位，把观点错误地集中在汉字身上，使汉字改革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政治色彩。正是这种“赋予”，折射出语言文字学家，乃至社会政治学家们的一种功利性极强的语言文字“实用”观。其二，对西方拼音文字绝对认同的态度，将拼音文字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同起来。
  这种不加分辨的认同，实际上是汉字领域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模仿”、“照搬”，只是它表现得比语法领域更充分、坚定。
　　汉字改革运动，没能将汉字改掉，也没有产生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拼音文字，却最终产生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对追求“汉语拼音文字”行动的“保守”和“退步”，但却是中国两千年来汉字注音体系的伟大进步。
  周恩来总理曾在1958年1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地概括了它的作用。“首先，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其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第三，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
  第四，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注：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第2版。
  ）40年过去了，“汉语拼音方案”已渗透到了语言文字、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国家的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将“汉语拼音方案”放在中外语言理论交流的背景下审视，不难看出，它是向西方学习，并经“中国化”、“木土化”、“实用化”改造而成的文化结晶。
  它再次告诉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单纯搬用，并不是中国语言学理论好的发展途径。
　　（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共同语标准的确定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努力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在清末的图强变法中，语言统一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
  拼音运动的代表人物王照认为，“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注：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引自《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胡适说得更有理性：“我们现在提倡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
  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它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它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
  ”（注：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倪海曙《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语言统一”与“汉字改革”是“百年汉字改革运动”中伴随相生、相辅相成的两个并蒂果。施行拼音文字，字以记音，然方言纷存，障碍巨大。“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
  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注：罗常培：《略论汉语规范化》，《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工作，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是以汉语的文字载体为改革重点的话，那么从50年代开始则可以说是转而以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并重了。
  
　　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终于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科学、完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定义。此后宪法中又确定了共同语的地位。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是汉语从文言文一统天下的世界中走出来，经过现代化的蜕变，以现代白话文的形式出现，用国家行为规定下来的语言规范形式。
  它的意义和作用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形成，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确立，对全社会广泛、通畅的交流，都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其实，语言学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态势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崭露于世。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社论，并连续半年刊登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的《语法修辞讲话》。
  国家在百废待兴之时，强调语言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放在了建国方略的高度，这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社会需要语言学，语言学服务于社会，在这种互动作用下，后来产生了不少具有长久影响的语言学著作。《新华字典》初版于1951年，50年中不断修订，成为建国以来印数最多的书籍。
  《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注：《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965年出《试用本》，直到1996年的第三版，成为现代汉语最具权威性的规范词典。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更是被誉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两大丰碑。（注：黄孝德：《文化的长城，汉语的丰碑——评八卷本〈汉语大字典〉》，《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四）汉语方言调查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语言调查与语言描写，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起家本领。
  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到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始于1928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划时代的著作”（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始于王静如的《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初探》，“历史上零星地拿汉语和书面藏语的词来比较的有过些人。正规地用两种语言的数目字以及其它来系统地比较的该从1927年王静如的论文算起”。（注：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一个世纪来，汉语方言与民语的研究蔚为大观，成果丰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种和语言概况83种在“六五”计划期间已经完成。汉语方言的研究亦是赫然昭目。反映方言词汇调查结果的41种分类巨型辞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亦于最近出版。（注：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汉语方言与民语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于以自己的学术内涵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开始就有较明确的目的。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它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服务。……50～6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是调查了解各民族语言的分布、使用及其结构特点，为民族识别、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及书面语等问题服务”。
  （注：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这就告诉我们，以揭示语言内部结构规律为己任的语言调查式的现代语言研究，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其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它如何细致地提示了汉语结构的真实面貌，而在于进一步以此为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支持。
  
　　纵观百年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中国语言学的每一分支学科的兴起、发展，都与它们回应了社会提出的某种需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关系。如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训诂学与古籍整理，社会语言学与当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交际语言学、公关语言学与社会的大开放、大交流，广告语言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等。
  
　　　　二、实用观念中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演进与偏离
　　中国语言学的实用观念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王力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道：“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
  ”（注：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这就是“政”——“道”——“学”的关系。“政”由“道”所维系，“道”由“学”来诠释。“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注：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序》，《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第17页。
  ）“欲读古书，先求古义，舍此无由入也。”（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治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成为古代一切人文科学，尤其是身为显学的“经学”的基础之学、工具之学，有了经久不衰的繁荣。
　　在历史的薰染下，“有用”、“无用”已作为中国语言学者潜意识中的重要评判标准。
  实用观成为占据绝对上风的共识。在借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过程中，“实用观”表现为尽量地消弥模仿、套用。20年代陈承泽提出“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就是将“实用”与“独立”放在一起来追求的。而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一代学人，都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坚定前进。
  然目的的达到非一日之功，每当遇有周折，都会引发人们用实用观指导下的“汉语特点”论来反思道路的正确与否。
　　在80年代，由于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效率的低下，直接引发了汉语语法学有用无用的讨论。这时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是“汉语特点派”的反思。
  张志公先生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
  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注：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引自申小龙《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后来受这一思想明显影响的是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认同派。
　　另一是语法研究中语义派的崛起。
  许多学者对纯形式语法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封闭式的特点：静态的语言事实研究得多，动态的语言现象考察得少；定性的描述多，定量的分析少；纵向的分析性的研究多，横向的综合性的探讨少；长于微观的观察分析，失之于宏观的多维视野。
  封闭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语言文字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不能相互适应，这给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来了困难”。（注：刘连元：《开拓思维空间，强化研究手段》，1985年7月9日《光明日报》。）这种研究，“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甚至回避了意义。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忽视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它，分析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注：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避与展望》，《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三个平面”理论，被认为是“80年代汉语语法学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注：邵敬敏：《关于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理论思考——兼评有关的几种理解模式》，《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出现在这个时候，是很自然的。“三个平面”理论对语义与语用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是在追寻着如何更深入地揭示汉语语法特点，因为汉语本质上是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少显性形式、多隐性意合关系的语言。
　　90年代，语法研究又面临着一股新的“实用”动力，这就是计算机语言处理对语法研究提出的需求。
  它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的应用背景之一。“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在背景清晰定位明确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对用于计算机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的研究”。（注：詹卫东：《80年代以来汉语信息处理研究述评——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应用背景之一》，见詹卫东网页( ),1999年7月。
  ）愈来愈多的语法学家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80年代中文信息处理基本还是计算机界的事，语言学界尚可袖手旁观。到了90年代，语言学界已难再作局外观。计算机时代的来到对汉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综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同时它又受到自身传统很深的影响。
  实用观念早已溶入血脉，成为语言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自觉行动。它不讳忌西方理论的传入，“拿来主义”深入人心，但又从引入西方理论的一开始，就努力探求“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化”、“本土化”、“汉语特点论”、“有用论”，都是实用观的具体体现。语言研究的实用观，与“让语言材料说话”、“例不十，法不立”的方法论，形成了内在的高度默契。
  
　　但应该看到中国语言学在讲求实用的旗号下取得成就的同时，可引为教训的事例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对待计算机时代的汉字。汉字改革运动在社会变革、教育启蒙、语文现代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大地“妖魔化”了汉字。
  这种“政治汉字观”虽然在后半个世纪有相当的收敛，然而“近期是简化”、“远期是拼音化”的思想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人的脑中。“50年代进行汉字简化时，主导思想是要取消汉字，简化是实行拼音文字的临时过渡手段。”（注：王宁：《计算机古籍字库的建立与汉字的理论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
  ）他们深深地忧虑使用汉字不能适应计算机时代，中国会被排除在以拉丁字母为象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1986年这种担忧还大行于世：“几十年来，汉字改革的热心人士对汉字观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汉字难于实现机械化，难于运用电子计算机。要在我国实现汉字信息处理，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是我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注：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就在语言学界还在忧虑汉字之时，计算机界却创造出以“五笔字型”为代表的快速汉字输入法，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一个瓶颈问题。汉字顺利进入计算机是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步，中国语言学由于观念陈旧而在这一步中落伍，成为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羞愧。
  “慢一步，步步慢”。当今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五笔字型”深入人心，其笔画、字根、拼合规则，已历久而成习成势，另一方面是有关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紧追其后的不断“纠编”，直到去年才推出汉字构字部件的标准。所花费的财力人力可想而知。“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编制也是如此。
  计算机界人士先期动作，才有了这个字符集；却又因没有语言学家很好的密切参与，使字库的收字出现要用的无、不用的有的尴尬局面。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实用观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实用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语言内部世界进行更高层次认知活动中的理性抽象思维的推进。
  纵观百年中盛行大陆的语言观，有重结构体系的“符号说”，有重交流功能的“工具说”，有重人文意蕴的“文化说”，有重语言能力的“转换生成说”，此说彼说，无不属于“引进”产品，虽然“工具说”、“文化说”尚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寻找到部分学术泉眼，但其蔚为大观的水势却无疑是引自西方语言学。
  这种状况使人们不时发出中国语言学无理论的感叹。西方学术界久有“语言学是一门领先学科”的说法，这是对语言学学科地位的极高评价。所谓“领先学科”，必须具有这样的品质：于内，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有某种飞跃，拓开了人们认识语言奥秘世界的一扇窗口，在研究方法上能独辟蹊径，引入胜境；于外，能“普照”众多的相关学科，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于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文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之于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神经解剖学、语言教学。
  应该说，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离“领先的学科”尚离去甚远，然作为对百年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实用的社会科学，则是无愧的。